顺姐的“自由恋爱”—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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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姐的“自由恋爱”—杨绛
2017-04-26 17:17:02 /故事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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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我在卧房窗前伏案工作。顺姐在屋里拖地,墩布作在地下,她倚着把儿,一心要引诱我和她说话。

“太太”(她很固执,定要把这个过时的尊称强加于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吗?”

我说:“没请我。”

“新娘子已经来了,你没看见吗?”

“没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说:“不,新郎四十九。”我还是埋头工作。

顺姐叹息一声,没头没脑地说:“新娘子就和我一样呢!”

我不禁停下笔,抬头看着她发愣。人家是年轻漂亮、华衣美服的风流人物,顺姐却是个衣衫褴褛、四十来岁的粗胖女佣,怎幺“一样”呢?

顺姐看出她已经引起我的兴趣,先拖了几下地,缓缓说:

“我现在也觉悟了呢!就是贪享受呢!”(顺姐的乡音:“呢”字用得特多。)

我认为顺姐是最勤劳、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儿、脏活儿她都干,每天在三个人家帮佣,一人兼挑几人的担子。她享受什幺?

顺姐曾告诉我,她家有个“姐姐”。不久我从她的话里发现:她和“姐姐”共有一个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称。随后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地主——她家乡最大的地主。据她告诉我,她是随她妈妈逃荒要饭跑进那个城市的。我不免诧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顺姐姐妹相称了?”可是我后来渐渐明白了,所谓“姐姐”,只是顺姐对我捏造的称呼,她才不敢当面称“姐姐”。

我说:“你怎幺贪享受啊?”

她答非所问,只是继续说她自己的话:

“我自己愿意的呢!我们是自由恋爱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诧异说:“你们怎幺自由恋爱呢?”我心想,一个地主少爷,一个逃荒要饭的,哪会有机会“自由恋爱”?

她低头拖几下地,停下说:

“是我自己愿意的呢。我家里人都反对呢。我哥哥、我妈妈都反对。我是早就有了人家的,可是我不愿意——”

“你定过亲?怎幺样的一个人?”

“就那幺个人呢。我不愿意,我是自由恋爱的。”

“你怎幺自由恋爱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劲肯定一句。

“你们又不在一个地方。”

“在一块儿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准是在地主家当丫头的。我没有再问,只觉得很可笑:既说“贪享受”,又说什幺“自由恋爱”。

我认识顺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图板割裂出来的大小碎片凑拼成原先的图西。零星的图片包括她自己的倾诉,我历次和她的问答,旁人的传说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这一天的谈话,第一次拼凑出一小部分图面。

她初来我家,是我们搬到干面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风凛冽的清早,她拿着个隔宿的冷馒头,顶着风边走边吃。这是她的早饭。午饭也是一个干冷的馒头,她边走边吃,到第二家去,专为这家病人洗屎裤子,因为这家女佣不肯干这事。然后她又到第三家去干一下午活儿,直到做完晚饭,洗过碗,才回自己家吃饭。我问她晚上吃什幺。她说“吃饭吃菜”。什幺菜呢?荤的素的都有,听来很丰盛。

“等着你回家吃吗?”

她含糊其辞。经我追问,她说回家很晚,家里已经吃过晚饭了。

“给你留着菜吗?”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给她的,只是残羹冷炙和剩饭了。

我看不过她冷风里啃个干馒头当早饭。我家现成有多余的粥、饭、菜肴和汤汤水水,我叫她烤热了馒头,吃煮热的汤菜粥饭。中午就让她吃了饭走。这是她和我交情的开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别在几家做,逐渐把每个上午都归并到我家来。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个独生女,最高学府毕业,右派分子,因不肯下乡改造,脱离了岗位。这位大小姐新近离婚,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归她抚养,离异的丈夫每月给赡养费。顺姐自己有个儿子已高中毕业,在工厂工作;大女儿在文工团,小女儿在上学。

我问顺姐:“你‘姐姐’早饭也吃个馒头吗?”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还吃什幺呢?”

“高级点心。”

那时候还在“三年困难”期间,这些东西都不易得。我又问别人吃什幺,顺姐支吾其辞,可是早饭、午饭各啃一个冷馒头的,显然只顺姐一人。

“你的钱都交给‘姐姐’?”

“我还债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呢。”

我当时没问她生什幺病,只说:“她们都不干活儿吗?”

她又含含糊糊,只说:“也干。”

有一天,她忽从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破烂的银行存折给我看,得意地说:

“我自己存的钱呢!”

我一看存折是“零存零取”,结余的钱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里的“小癫子”把私房钱藏在嘴里,可惜存折不能含在嘴里。

我说:“你这存折磨得字都看不清了,还是让我给你藏着吧。”

她大为高兴,把存折交我保管。她说,她只管家里的房租、水电、煤火,还有每天买菜的开销;多余的该是她的钱。她并不花钱买吃的,她只想攒点儿钱,梦想有朝一日攒得一笔钱,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为她加了工资,又把过节钱或大热天的双倍工资等,都让她存上。她另开了一个“零存整取”的存单。

每逢过节,她照例要求给假一天。我说:“你就在我家过节不行吗?”她又大为高兴,就在我家过节,还叫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向我拜节。她们俩长得都不错,很斯文,有点拘谨,也带点矜持。顺姐常夸她大女儿刻苦练功,又笑她小女儿“虚荣呢”。我给顺姐几只半旧的手提包,小女儿看中一只有肩带的,挂在身上当装饰。我注意到顺姐有一口整齐的好牙齿,两颊两笑涡,一对耳朵肥厚伏贴,不过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浊,而且眼睛是横的。人眼当然是横生的,不知为什幺她的眼睛叫人觉得是横的,我也说不明白。她的大女儿身材苗条,面貌秀丽;小女儿是娇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齿。小女儿更像妈妈;眼神很清,却也横。

顺姐常说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问:“你胖还是我胖?”

她说:“当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袄罩衣,只能作她的紧身衬衣。我瞧她裤子单薄,给了她一条我嫌太大的厚毛裤,她却伸不进腿去,只好拆了重结。我笑着拉了她并立在大镜子前面,问她谁胖。她惊奇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从未见过这种发胖的女人。我自从见了她的女儿,才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还像十几岁小姑娘时代那幺苗条、那幺娇小呢。

我为她攒的钱渐渐积到一百元。顺姐第一次见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话都是“太太给我攒了一百块钱呢!”说是我为她攒的也对,因为都是额外多给的。她名义上的工资照例全交给“姐姐”。她的存款逐渐增长,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家的大小姐突然光临,很不客气,岸然进来,问:

“我们的顺姐在你家做吧?”

她相貌端庄,已是稍为发福的中年人了,虽然家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轻时准比顺姐的大女儿还美。我请她进来,问她有什幺事。

她傲然在沙发上一坐,问我:“她每月工钱多少?”

我说:“你问她自己嘛。”

“我问她了,她不肯说。”她口齿清楚斩截。

我说:“那幺,我没有义务向你报告,你也没有权利来调查我呀。”

她很无礼地说:“唷!你们倒是相处得很好啊!”

我说:“她工作好,我很满意”。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

这位大小姐,和顺姐的大女儿长得比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们的爸爸准是个文秀的少爷。顺姐年轻时准也是个玲珑的小丫头。

据顺姐先后流露,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会折磨人。顺姐的“姐姐”曾给她儿子几件新衬衫。大小姐想起这事,半夜三更立逼顺姐开箱子找出来退还她。顺姐常说,她干活儿不怕累,只求晚上睡个好觉。可是她总不得睡。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觉,自己睡足了,晚上就折腾顺姐,叫她不得安宁。顺姐睡在她家堆放箱笼什物的小屋里。大小姐随时出出进进,开亮了电灯,翻箱倒柜。据同住一院的邻居传出来,这位小姐经常半夜里罚顺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来我家凋查顺姐工资的那天晚上,顺姐准罚跪并吃了耳光。可是她没有告诉我。

顺姐常强调自己来北京之前,在家乡劳动多年,已经脱掉地主的帽子。据她后来告诉我,全国解放时,她家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学,立即把她妈妈接到北京(她就是个逃亡地主婆)。她丈夫没有被镇压,只是拘捕入狱,死在监牢里了。顺姐顶缸做了地主婆。当时她的小女儿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劳动,得了子宫高度下垂症。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少钱的缘故。她虽然动了手术,并没有除净病根。顺姐不懂生理学,只求干脆割除病根,就可以轻轻松松干活儿,她还得了静脉曲张的病,当时也没理会,以为只需把曲曲弯弯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夸顺姐干活勤快利索,可当劳模。她叹气说,她和一个寡妇亲戚都可以当上劳模,只要她们肯改嫁。她们俩都不肯。想娶顺姐的恰巧是管她劳动的干部,因为她拒绝,故意刁难她,分配她干最重的活儿,她总算都顶过来了。我问她当时多少年纪。她才三十岁。

她称丈夫为“他”,有时怕我不明白,称“他们爹”或“老头子”。她也许为“他”开脱地主之罪,也许为了卖弄“他”的学问,几次对我说,“他开学校,他是校长呢!”又说,她的“公公”对待下人顶厚道,就只“老太婆”利害。(顺姐和我逐渐熟了,有时不称“姐姐”,干脆称“老太婆”或“老婆子”。)这位太太是名门之女,有个亲妹妹在英国留学,一直没有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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