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其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按说，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中后期一个辉煌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细细分析，若说被言官骂成如此，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