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说：近代散文本早已撕破了岸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相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去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个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他又说：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杨振声所说的朱先生在领导着文坛，就在于他的散文具有了宣情达意的美学牲征。也正如朱先生自己在《〈背影〉序》中说的：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
意在表现自己，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散文创作的美学原则。朱自清提出这一美学命题，既是时代的赐予，又有历史、现实的背景，更是根植于他的审美经验和理想基础上的创作实践。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散文的标榜与实施的是以文以载道为本位的散文观念。所谓道，是宣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伦理与道德观念，文以载道强调儒家思想的独尊、理性的至上。用理性制约着、束缚着、扼杀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个体，尽管古代散文中不乏抒情小品，但它们是在被扭曲、被压抑的情况下出现的。至于公开提出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则被视为离经叛道。载道的桎梏使散文简化为八股文的模式。因此，否定文以载道的观念，建立以作家个性为本位的散文观念，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必然，更是新文化之初散文革命的必然。朱自清在总结五四文化革命时说：新文化运动接受了西洋的影响，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替古文之外，所争取的就是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打击。（《论严肃》）文学独立以后，新颖的散文，解放了作者的个性，生动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文体意识，使其具有了意在表现自己的体制特征和审美价值。毫无疑问，朱自清意在表现自己散文美学原则的提出，是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抗，是对现代散文美学的积极贡献。从此在现代散文史上建立了以作者个性为本位的现代散文观念，使一种抒情性的散文脱离了广义散文的母体新孕而生，揭示了现代散文表现作者人格色彩和精神世界的审美价值，确立了作家主体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对今天整个文学创作工程重建主体观念，呼唤人的意识，具有启示未来的作用。而朱自清之所以能率先提出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是因为他从写作第一篇散文《歌声》到《背影》集的出版，就已经有了比别人更深的体验，我们考察一下他早期和中期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散文，就不难发现他那意在表现自己的轨迹，便能够信实地理解他的美学理想是他审美经验的升华和总结。在他的散文中，生动地抒写了他的禀性、气质、灵感、情思、嗜好、习惯、修养、人生经历和人生哲学，生动地表现了他的全部思想，全部的感情和全部的人格，活脱地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性生命。朱自清散文包涵着与众不同的趣味和显示出历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其主要原因也是在这里。
首先，朱自清的全部思想感情、人格，表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自尊意识。五四退潮以后，朱自清动摇了他最初建造光明的信念，产生了孤独和彷徨，出现了他的第一次心理危机，也就随之产生了他的刹那主义的哲学。为了摆脱自身的孤独和彷徨，不至于使自己沉沦颓废下去，他努力以积极态度看待人生，使自己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有独立之意义和价值。他说：因怅惆而感到空虚，在还有残存的生活时所不能堪的！我不堪这空虚，便觉得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能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于是我的生活里便起了一个转机......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我们的七月》）十分清楚，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实际上是为平复个人的心理危机，求得个人生命意义的充实和实现自我的价值，其实这正是他痛苦的自尊意识。他的理想幻灭之后，自尊、自重、自强、自爱是这时期他个人的强烈的精神需求。他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观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求得自我人格的自洁和自尊。因此，强烈的自尊意义也就充溢流贯于他的一些散文之中。
与俞平伯同泛秦淮河所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他偷得片刻宁静时剖示内心的现代的懊悔。秦淮歌妓来与他俩纠缠不休，对此，俞平伯依照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女人的逻辑，持同情、超脱态度，所以事后还怡然自若；朱自清却十分认真、拘谨和自尊，既同情她们沦落风尘的不幸，又受到内心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的诱惑和卖唱，陷入了理智和情感的争斗之中，一时竟然难以排解这袭上心头的苦恼，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自尊意识流贯全文，并构成了这篇游记中矜持笃诚的人格色彩。
朱自清的自尊，常常表现为在自我解剖中描画思想感情中的争斗，所以真实、诚恳，毫无矫作与伪饰。他敢于肯定思想中积极的东西，敢于否定思想中消极的东西，在肯定和否定中，和盘托出自己一颗多棱的灵魂。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喧哗和骚动，使朱自清的灵魂为之震颤和瑟索。在《那里走》一文中，朱自清坦白地剖示他生命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及其灵魂的胆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作出了躲进亭子间，研究国学的这第三条道路的抉择。面对反革命叛变后的一片黑暗世界和血腥萧条氛围，与他的绝望对应，燃烧起他的自尊意识，具体地说就是转向自身内心世界的解剖和审察。更多地考虑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论气节》），即气节和情操，以洁身自好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加以追求。所以，朱自清这一时期的一些散文是意在表现人格理想的自己，即使在《荷塘月色》这样的写景散文中，也婉转地表达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自洁其身的意绪。朱自清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自怜自况，以它作人格思想的意象，赋予它自己的感情和灵性，因此他笔下的荷的形象纯洁、神圣、庄重、典雅。成为一种至真至善的境界，这便是朱自清的大革命失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创造和追求的具有自尊意识的人格美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