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龙坐不住了。他回到小屋，拿出了自己随身带来的《新华字典》，趴在地铺上，开始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他凭着一股子钻劲和韧性，将一部《新华字典》又抄写了一遍。与此同时，他还买来了一些与中国的人文地理相关的书籍，坚持“每天一读”。
一天，张福龙在前厅当班。当一部国产故事影片放映到半截时，一个斯文的年轻人离开了座席，走到了前厅。张福龙很纳闷：“放着好好的电影不看，怎么跑出来摇头叹气呢？”于是，他就走上前去询问：“是不是嫌放映大厅里的空调开得不够，还是……”当这位年轻人微笑着用生硬的普通话回答时，张福龙这才发现：这个长相与中国人一模一样的年轻人，原来是刚从韩国汉城来到南京中医学院留学深造不久的学生，叫李载晃。他头一次来“影视百花园”，是想试试自己能否看得懂中国的电影。开头，光看画面还能凑和着对付，可往下一听人物的对话，就“看”不懂了，只好中途退场。
一切是那么突然，又是那么自然。几句问候后，张福龙便直截了当地向李载晃表明自己想学习韩国语，要拜他为师。没料到，他竟得到了对方的应允。
韩国语是一种字母文字，由40种音母组成，不但不易于记忆，写起来也十分别扭。为了考验张福龙是否是一时的冲动，李载晃在教完了他全部字母后，告诉张福龙：“过半月后，你再来我这里进行测试，如果过关了，我们就可以正式上第一课了。”出乎李载晃预料的是，只一个星期下来，张福龙就将全部韩文字母背得滚瓜烂熟，随便怎么抽考，张福龙都能顺顺畅畅写出来。从这以后，张福龙一到下班时间就赶紧往李载晃那里跑，韩语的功底也日渐长进。遗憾的是，半年之后，李载晃就归国了。
当时的南京城里张福龙几乎转了一个遍，也没打听到有一个系统教授韩语的辅导班。他只好拿着刊有“金陵国际语言进修学院”招生简章的《扬子晚报》，按图索骥，找到这家学院进行咨询。在征求了学院老师的意见后，他选择了日语，并在1993年暑期报名入学。
四为了保证听课时间，他只得辞去“影视百花园”晚班的工作，又开始了这样的生活：白天，他一身素装去捡破烂；晚上，却西装革履地在夜校学习日语。
从夜校到张福龙居住的牛毛毡小屋，来回要走3个多小时。每逢有课的一天，他都带上一点干粮，第一个出现在教室里；晚上下课后，他便走一路捡一路的破烂。回到小屋后，不管多晚，他都要将当天所学的功课温习一遍。碰到不能记住的词组，他就顺手写在墙上，让自己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睁眼就能看到。
业余学习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从1993年暑假开始，与张福龙一同参加日语初级班学习的同学共有200多人，可还没到中级班结束，就只剩下不到10名学员了。在这最后的几个人中，除了张福龙是个没有任何学历的农村青年外，其余都是到此来学第二外语的在校大学本科生。和这些大学生一起学习，张福龙丝毫不敢懈怠，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要比别人多得多。
他没有“随身听”，随身带的是自制的《日语会话一千句》小册子，为了校正自己的日语发音，他不放过每一次学习和练习的机会。当他从韩国朋友李载晃的来信中得知，南京中医学院有一位从日本来的名叫森永忠夫的留学生还在继续攻读时，就连忙找到了森永忠夫的寓所。没想到，森永忠夫和张福龙连照面也没打，就叫服务员小姐把他给“打发”了，他连续3次都扑了个空，但他没有泄气。接下来，他便一次次地打电话向森永忠夫说明自己的意思，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向他表白自己的诚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森永忠夫终于接纳了张福龙。他们除了每周一晚上的“会话”交流外，张福龙还每隔十天半月，将自己归纳整理出来的一些疑难问题向森永忠夫求教，并请他帮助自己校正语音。森永忠夫结识了朴实好学的张福龙，免去了张福龙“电话预约”的负担，告诉他：“什么时候你来找我，我都会欢迎你这个农民朋友。”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得张福龙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圈发青。一次，他的同学从学校赶来，看到满嘴是泡的张福龙，一手捧着一本书，一手正从雪地里抓着雪充饥，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当同学随手拿起一本日语杂志欲翻时，张福龙却背起那本杂志的目录来。一边听着张福龙朗朗的背书声，一边环视着张福龙的小屋，这位同学从身上掏出30块钱，放到了张福龙的手中。他发现张福龙那一边学习、一边捡破烂的双手，粗糙得已经布满了裂口。
没有了挣钱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也就没有了经济支柱，因此，他也吃尽了苦头。
没完没了的雨总是下个不停。不能外出捡破烂，120元的生活费从哪里来？80元的房租谁来替他交？还有，他那乡下的妻子，每逢月头还在眼巴巴盼着他往回寄的100元钱呢？新的一学期开课在即，那几百元的学费又从哪里出呢？情急之中，张福龙悄悄地来到了一家医院的血库，要求献血。护士看到他眼圈发青，就婉言劝道：“你身体这么瘦弱，不适合献血。”
张福龙恳求道：“我和我的家里都急需用钱，请帮个忙吧！”护士只好同意他的请求。
此事感动了金陵国际语言学院的老师们。他们不但免了张福龙第4学期的全部学费，而且还退回了他前几个学期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