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看到地方志，上面写道：2003年，是武汉史上有气象记录以来，夏季温度最高的年份，持续高温10天，最低气温持续偏高，日平均气温更是破了百年纪录。人称“世纪高温”“百年高温”。
原来，那酷热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我的心理作用。
那是父亲去后的第一个夏天，亡者入土为安，生者的生命突然天塌地陷，要如何填补这欠缺，还是视而不见？我只记得一天天的静。作为一个曾经的大家庭，从来没这么静过。姐姐们都上班去了，只有我怠工，在家里陪着我妈。早上5点，关掉空调，7点，就得重新打开，冷气在屋子里撞来撞去，到处都是浩大的回声。外面蝉声逼人，我有时忘了开窗帘，有时候又忘了关窗帘，要么就是周遭一片惨白，要么就宛如永夜，太阳永远不会升起。白天那么长，明明家具还在原处，就是仿佛家徒四壁，去冰箱拿杯冰水都是让人脚软得漫漫长路。宇宙在我身边大爆炸，万事万物都以光速离我远去，我是掉在白洞里，软得哪里也去不了。
有时候，我挣扎着跟我妈说句话，问她“想吃什么”或者“要不要买菜”，都很吃力，像隔着遥远的星系在呐喊。而她，永远听不见。
不就是缺了一个人吗？怎么好像，整个家都空了。
我和妈都不爱看电视，现在却整天开着，主要是在放《大宅门》，片集好长，转到任何一个台都有，随时看，随时放下。电视剧里的声音，是我身体里的混音效果，嗡嗡响着。
熬到晚上，晚饭后的散步，是爸妈几十年来的习惯。小时候，会带上我们姐妹三人；后来，就是他们自己；现在，只剩我妈与我了。
一推开门，热像膨胀的软体动物一样挤进来，把我们推得倒退一步。没有一丝风，梧桐树、冬青树、樱树，都遗体般一动一动。而蛙声，响彻行云，替整个世界表白它的无辜。我和妈，沿着惯常的路线，散到湖边。黑压压坐满乘凉的人，但湖上涟漪不起，只是轰轰地散着热蒸气，像一个正在缓慢煮沸的大锅。热到每一步都挥汗如雨，自己都闻得到腋下的汗气。我说：“回去吧。”妈跟着我，默默回转。
到楼底下，无意中向西南方向一看：就在一颗大星星的下方（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星），有一片晕开的红光，仿佛那一角夜空在燃烧。
妈忽然站住了，她看了很久很久，开口：“你爸以前说过，他小时候在农村，村里的大人告诉他，那红光的下面是汉口。”
爸的家乡在黄陂，隶属武汉近郊。祖上也阔过，到了爷爷那一代已经败落了。7岁那年，奶奶去世，大伯——爸的哥哥到城里来学徒，爸边放牛边读书。读书为了什么？一国之良材，才能说出“为中华之崛起”吧。爸大概只是模糊地觉得：这是唯一的出路。至于出到哪里去，当年身量未长足的他，站不高，看不远。——我妈也说过，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关于未来的设想就是：在供销社当售货员。对乡下孩子来说，这也就是一步登天。
而我爸，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向那片红光：红光下面是汉口，那是个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夜夜笙歌，不说遍地黄金吧，至少处处铜钱。每家窗口灯下都有一个数钱的人，灯、钱、人的欲望一齐射向天幕，便是传说中的气冲斗牛，共同组成这红光，连天上的佛祖也会被这人间的繁华富贵打动。
穷孩子的出路，就是到汉口去。爸常说的一句话：“无陂不成镇。”每个城市都需要黄陂人才能兴盛光大。
1962年，爸考上了华中工学院（现已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只可惜学校在武昌，与汉口隔江相望，好歹同属武汉三镇。报名那一天，爸说，一条扁担，一头是被褥，另一头是开水瓶、脸盘和一双胶皮鞋——为什么没穿在脚上？从黄陂到学校，他是步行，要十多个小时，他舍不得。
这一刻，泪影朦胧里，我看到一个少年，瘦弱的身躯，肩着他的希望，一步一步走向红光的中心，走进浩瀚宇宙的深处。他正在用背影，对我说：再见。
我没有哭，我只是轻轻跟我妈说：“我们进家吧。”声音在蝉声里支离破碎。牵着我妈上楼，像牵一个小孩。一夜长大，再没有比这更残忍的方式。
前几年，我重返武汉，无意中发现，夏夜的晴空已经没有那抹红。懂行的人撇撇嘴：“哦，那是红钢城炼钢炉的污染，武钢2005年已经迁出城区了。”武钢是1958年投产的，那时爸17岁。
是爸的记忆错误，还是我与他看到的，不是同一件事物？——我委实不知道汉口在我的哪个方向。
这，已经不重要了。只是，我曾经真的看到了，闪在爸生命里的，那一片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