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神秘宝藏
廖辉大学刚毕业，在古林镇文化站当站长。最近文化站接到县里通知，要求尽快上报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抗战文物，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展览。廖辉立刻行动，挨家挨户走访，可忙了好久却没征集到一件文物，正当他急得团团转时，西山村的王木匠主动找上门来了。
王木匠长期从事古董家具收购生意，上个月他去县城旧货市场捡漏，低价淘到一张民国时期的花梨木书桌。在修补书桌时，王木匠发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暗抽屉，打开暗抽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发黄的旧本子。王木匠以为藏得如此隐秘，那本子肯定很珍贵，不料翻开一瞧，原来是一本七十年前的私人日记。王木匠很失望，随手将日记本丢到了角落里。这几天听说廖辉在征集抗战史料，王木匠想起了那个日记本，便拿着它来找廖辉。
廖辉接过日记本翻了翻，发现这些日记写于抗战胜利前夕，便对王木匠说：“本子我先研究一下，如果里面的内容跟抗日战争有关，就拿到县里去展览，如果跟抗战没关系，明天我把本子还给你。”
王木匠说：“这本子送给你啦，不管有没有用，都不必还给我了。”
吃过晚饭，廖辉打开那本日记仔细读了起来。
日记的作者叫邱伟达，当年在汪伪政府供职，担任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这本日记从1944年元旦写起，截止于第二年3月4日，主要记述作者的日常活动。廖辉从头读到尾，没发现多少与抗战有关的史料，就在他兴味索然时，最后的几篇日记让他眼前突然一亮。
在1945年2月18日到3月4日的日记中，邱伟达断断续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随着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南京汪伪政权的首脑们预感到末日将至，决定把中央储备银行四百公斤金条秘密转移，埋藏到浙江宁波。汉奸头子们私藏这笔财富，是为了将来逃往国外后使用。财政部长周佛海负责此事，具体由财政部警卫队队长杨叔丹和副队长邱伟达经办。3月1日，杨、邱二人将四百公斤金条悄悄装入三十个酒坛。3月4日，他们以慰劳浙东日军为名，乘坐“勇胜号”军舰，押着这批酒坛前往宁波。邱伟达最后一篇日记是在军舰上写的，只有短短一句话——一切都很顺利，明天早上将抵达目的地。
读到此处，廖辉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他很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日记写到这儿就断了，后面的事无从知晓。如今是网络时代，很多资料可以上网查询，于是廖辉打开电脑，登陆百度进行搜索。
然而，网上压根找不到与汪伪宝藏有关的内容。百度对杨叔丹的介绍非常简单，对邱伟达则没有任何提及。看来，杨、邱二人的信息还得通过其他途径寻找。
藏着日记的书桌是从县城旧货市场买来的，这说明书桌的主人很可能住在本地，他会不会就是邱伟达呢？廖辉决定明天去县档案局查一下。
查询的结果与廖辉的猜测吻合。邱伟达正是本县人，1941年到1945年期间，他担任南京伪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抗战胜利后，邱伟达以汉奸罪被捕，1948年初病死于狱中。
几经周折，廖辉找到了邱伟达的孙子，证实那张书桌是他卖掉的，但他不知道书桌里有暗抽屉，也不晓得抽屉里有祖父的日记，对那批金条的下落更是一无所知。
这条线索刚露头就中断了，廖辉只好想别的办法。藏宝地点在宁波，所以要探究金条的下落，还得从那儿入手。廖辉想起大学同学徐晓峰住在宁波，便打电话向他询问相关情况。
徐晓峰告诉廖辉：宁波确实有一种传闻，说日伪军投降前，在某处秘密埋藏了一批数量可观的金条。但传闻仅仅是传闻，既缺乏可靠的证据，又没有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很少有人相信那批金条真的存在。
这个传闻与邱伟达的日记相互印证，廖辉寻找汪伪宝藏的愿望更强烈了。如果能弄清那批金条的下落，将获得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最好的献礼。廖辉决定先独自追踪宝藏的线索，等有了明确结果再向上级部门汇报。而要揭开尘封的历史迷雾，必定要去宁波实地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