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开车拉着葛优去北影，途中遇熟人叫停寒暄。熟人问葛优：“干吗去呀，葛爷？”葛优笑答：“拍戏呀。”熟人顿时面露惊愕，继而竖拇指大赞：“葛爷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演戏您还亲自去呀？”葛优正背词默戏无心闲扯，点头堆笑匆匆道别。车开出很远葛优才反应过来，对我说：“这是夸我吗？厕所我都亲自上，演戏我还不亲自来？”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把中国的观众伺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葛爷确实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儿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待人接物也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面连招呼都不打。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见到葛优都亲热地叫他“冬宝”，就像我的女儿永远管赵薇叫“小燕子”。葛优也因为在这部戏里的精彩演出获得了由观众投票产生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记得在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有一个场景是在艾未未的家里拍摄，那时纽约的华人里正在流行《编辑部的故事》。未未那里也有一套，姜文发现后拍戏间隙拿出来观看，轮到拍他的戏了，仍不肯放手，他说：“你要不让我看完了，我心里闹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对我说：“李冬宝这个角色的确非葛爷莫属。我要当评委，评最佳演员这项奖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演员演出这个角色是不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什么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属。”
写《编辑部的故事》之初，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在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人——葛优。剧本出来以后，按说作为编剧我就算交差了，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听到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起码也是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我找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郑晓龙，一方面希望正在筹备《皇城根儿》的导演赵宝刚能和金炎联合执导，因为宝刚是最了解我们创作意图的人，也知道这出戏里的人物都应该是什么“嘴脸”;另一方面我力主请葛优出演李冬宝。晓龙马上就说：“必须这么办，你去找葛优吧。”
那时我和葛优不熟——不是不熟，是根本就不认识——只是因为看了他在影片《顽主》里的演出，顿时觉得耳目一新，神交已久。我叫上王朔一起去找葛优，王朔虽然也和他不熟，但毕竟有过几面之交。那时王朔也真是好说话，叫他去他抬屁股就去了。撂现在，如果不是他亲自导演的戏，让他去登门请演员是难以想象的事。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按照王朔模糊的记忆摸到葛优住的那幢楼，到那儿才发现原来就在我曾经住过的楼的隔壁。因为不知道具体门牌号码，也没有葛优的电话，在楼里几经打听才找到他住的单元。敲门，没人应，再敲门，邻居家走出一位女士，是葛优媳妇的嫂子。问明来意后，嫂子告诉我们，葛优外出，估计快回来了。
我们回到楼下坐在我的摩托车上等，印象中后来还下起了小雨。大约等了一两个小时，王朔指着远处走来的一个人影说：“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葛优本人，他穿一件咖啡色的风衣，戴一顶帽子，看上去很瘦，所以显得风衣特别肥大，走起路来“踢哩突噜”。
见到葛优我就想笑，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迎上去。他认识王朔，王朔把我介绍给他。和在《顽主》里的神色类似，现实中的葛优也不是不热情，但显得很谨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样子。王朔不是急赤白脸的人，没怎么多说话。我急着要说明来意，他让我们先等一下，在楼下的小铺里买了盒金桥牌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