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玫65岁，云美60岁。两个人都生在上海，跟着新中国一起来到世上，前后脚。按着老说法，她们是乘同一批船来投胎的。但一如坐在船上的人，未知岸上的去处，她们无从选择自己的时代。
童年是开心的。生活在复兴公园周边的晓玫有爱好艺术的父母，从小接受熏陶，坐上琴凳。后来迁去北京生活，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准备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长在闸北的云美则是普通人家七个孩子中的老五。已经工作的哥哥从单位带回来手风琴，她一学就会。里弄口上住着一户人，家里有架钢琴。不知为什么，这一家的女儿总是敞开着房门练琴。每天到了最后一节课，云美总渴望能早点放学，这样她就可以赶在晚饭前多听一会儿弄堂口的琴声。夜里静下来，星空下隐约还有些音符，似晚饭后的余味，附着野猫，跃过老虎窗，跃入云美的厢房里。她也憧憬，也许自己可以试着考音乐学院附中。
新中国进入20世纪60年代，晓玫和云美都长大了。已经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晓玫正在准备人生第一次礼堂演出。演出前夕，她和同学玩得太疯，靠在窗边说：“我开心得要跳下去。”这话传到校方耳朵里，变成了“出身不好”的学生要畏罪自杀。结果，在本该进行人生第一次亮相的舞台上，开了一场批斗会——针对晓玫。原本来听她演奏的人，坐在台下，一双双眼睛抬起来，看她如何言不由衷地说些什么。
云美的期望则先达成——关于下午放学早一点的期望成了现实。很快她不需要上下午的课了，很快，她什么课也不用上了，回家给哥哥妹妹们做饭。她总是侧起耳朵，但弄堂口的人家门户紧闭，没有琴声，什么声息也没有。
晓玫不再被允许碰钢琴，她被送到张家口农场劳动。
而云美还在上海，她不得不去工作，在一家旅馆做服务员，每天弯腰叠床单，把洗干净的布挂在衣架上晒干。一个个衣夹在晾衣绳上，风一吹，像一串噤声的音符。下夜班回来经过弄堂口，云美常被吓一跳——有时是野猫从高处跳下来，有时是人从高处跳下来。
到了有样板戏的时候，终于可以弹琴了。在张家口劳动的晓玫求母亲把钢琴寄到农场，那是她母亲结婚时，外祖母送的嫁妆。现在这东西从复兴公园辗转到河北农家，成了她和旧日世界唯一的联系。她偷偷练习巴赫的曲子，却告诉别人这是阿尔巴尼亚音乐。她母亲曾为了保障她练琴不被人发觉，而在雪地里替她站岗。
上海的云美则得到机会，被单位送到区文化宫学习乐器，一阵子是琵琶，一阵子是月琴，只是琴都不能带回家。她想买琴，可最便宜的琵琶70元。而云美一个月只有36元工资，其中30元要上交家里开伙。哥哥们去安徽插队了，她是长女，必须成为家中的经济来源。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晓玫成了第一代大学生，她告诉母亲自己决定出国。母亲哭了，因为这意味着女儿再也不会回来。
上海的云美有点懊丧，没有系统学习乐器的她，自知无缘大学。她准备结婚了，烫头发，买鞋子，穿上礼服拍照。这是她最接近舞台演出的时刻了。然后，她有了孩子。在各种物品还需要票证的年代，云美学会了如厕后抽一张草纸出来，裁成两半，再两半。钢琴、琵琶、月琴，那都是属于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