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者”必须“吃饭”，这点谁也不否认。组织过国际学术会议的人都明白，同一张嘴，既要说话，也需饮食，不能顾此失彼。如何让诸多远方来的客人“感觉良好”，而又没违规使用经费，这已经成为一门学问。相对来说，国外大学管得严，锱铢必较，一般不敢乱花钱。国内大学也有财政纪律，但因中国人讲面子，加上近年经费猛增，开起同一级别的国际会议来，普遍比欧美的大学气派。香港的呢？那可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09年4月，我在北大主持“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年12月，又在香港召开“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都因牵涉吃饭问题，让我对不同的管理体制有深刻的体会。
北京的会议学术办得很成功，代表们都叫好。可会议结束后，两位日本教授尾崎先生和山口先生专门找我谈话，对会议的“铺张浪费”提出严厉批评。因为是老朋友，话说得很重：你们中国人刚刚“小康”，就开始摆架子，这还了得！事情是这样的：我按照会议代表的数量订晚餐，而将近1/5的代表因朋友约请不辞而别，于是有两桌饭菜根本就没人吃。因为是事先预订的，餐馆不愿意退，明知没人吃，菜照样上，故而显得特别刺眼。这两位日本朋友都是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留过学的，看过我们当初穷困潦倒的样子，既对这30年的巨大变化深感欣慰，又对中国人的“未富先奢”很不以为然。我真心诚意地接受批评，而且保证：以后凡是我在北大组织的学术会议，中午吃快餐，晚餐登记人数。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么做，我自己心安。
香港的会议由我和陈国球、王德威共同组织，出钱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按照规定，每项支出都要事先申请，否则事后不予报销。开会前一周，学校突然通知，有一顿晚餐不该吃，因为，会议是第二天早上才召开。代表们从世界各地赶来，人生地不熟的，因为会议还没正式开始，就要他们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也太不讲人情了。中文系秘书向学校转达了我的“陈情”，得到的答复是：你可以自己宴请。作为会议组织者，既不能违反规定，又不能伤害朋友，我真的就自掏腰包请外来的代表吃饭。
这还没完，秘书又告知，这回的经费来自大学预算，不是我们自己募捐来的，得受各种财政纪律的约束。会期三天，在两所大学的不同餐厅轮流用餐，而且吃饭时不能饮酒。因为，酒不是生活必需品，你是来开会，不是来度假的。我这才想起来，在欧洲开会，常见会议组织者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我请大家喝酒”。当时觉得奇怪，还以为这酒很特别，才值得如此夸耀。原来人家有如此细致的规定——不但控制经费，连怎么吃喝都管。既然如此，我也不妨东施效颦，让人到外面买酒，带到学校的餐厅来，与朋友们一起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大凡跟外国教授接触多的，都有这么个体会：你招待人家十分丰盛，人家招待你则颇为简单。开始不习惯，很快就明白了：你请人家，用的是公款；人家请你，则需自掏腰包。国内大学普遍采取薪金较低而报销方便的制度，大学里的各级领导，只要不贪污，怎么请客吃饭都没有问题。而这必定助长浮夸、奢靡、浪费之风。香港各大学则严格管控接待费用，但给你的薪水高，你可以自己请客，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在我看来，后者更合理，也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