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安和洛阳哪个更适合做首都，古代知识分子的看法是：长安有山河之固，适合应付变乱；洛阳有中土之美，适合德化天下。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如果你担心变乱，最好还是定都关中比较安全；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变乱，那就定都洛阳。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就地理而言，长安处于一个安全的地带。
当然，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只是，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衰落，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也随之戛然而止。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是只有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宇文泰走投无路，裹胁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了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向东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隋炀帝离开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更好地寻欢作乐。但这个说法让人难以相信，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向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王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被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歉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永淳元年（682年），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沿途有许多饿殍。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