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不幸就有多幸运

 
有多不幸就有多幸运
2016-12-23 12:48:49 /故事大全

◎夏黑

疯癫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1934年,一位名叫路易·埃弗雷特的英国妇人来到一对作家夫妇家里当女佣。

第一天工作就让她惊异万分。当时她正在厨房里做饭,楼上是浴室,透过薄薄的楼板传来滔滔不绝的说话声,似乎有好几个人在楼上畅所欲言。而实际上,此时此刻在浴室里的只有她的女主人。

很快,女佣发现女主人很喜欢自言自语,情绪起伏很大,有时候会指使她中午坐3个小时的火车去伦敦,只为买点姜糖,有时候一个人走着走着就撞到了树上。

7年后的一个早晨,女佣看见女主人出门了,但她一直到中午都没回来。男主人走进房间发现了两封遗书。3个星期后,女主人的遗体被几个孩子在乌斯河畔发现。那是一条肮脏发臭的河流,女主人的衣服口袋里装满了她自己放进去的石头。

这对作家夫妇就是伍尔夫和伦纳德。

世界上应该很少有人能在精神病人和作家的角色里如此切换自如。

伍尔夫的祖父、母亲、姐姐、哥哥和外甥女都是重复性抑郁症患者,她的父亲和弟弟都有循环性精神病,而她的堂弟则死于急性躁狂症。面对一个这样的家族,伍尔夫曾不无悲伤地感慨:“我对生命短暂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我常常感到在和他人永别。”

1895年,伍尔夫13岁,母亲病故之后她精神崩溃,花了6个月时间才慢慢恢复。9年后,父亲的去世让伍尔夫的病情雪上加霜,她甚至从窗口跳楼,摔成重伤。1913年,她的第一部小说《远航》完成后,她在家里一次吞了100颗安眠药,试图自杀,这次的病情持续时间更长,有9个月。1941年的那次精神崩溃则直接为她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伍尔夫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这样描述她对疯癫的感受:“疯癫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不应对它嗤之以鼻,在疯癫的熔岩中,我仍能找到许多可供我写作的东西。那时一切都以它们的最终形式喷薄而出,不像精神正常时那样,只是涓涓细流。”

第三次病情恶化时,伍尔夫正在投入《达洛维夫人》的写作。在这本伍尔夫最著名的小说里,男主角就是一个疯癫的退伍军人。小说中大量精彩的心理描写或许正是伍尔夫疯癫时的灵感涌动。

“他等待着。他倾听着。栖息在对面栏杆上的麻雀拉长调子用希腊语唱起来,唱诉世上如何才能没有罪恶;另一只麻雀加入了进来,一起拉长了声音用希腊语唱述,唱述世上如何没有死亡。”

当然,疯癫者自身无法体会疯癫的恐怖,但伦纳德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躁狂阶段,她极其兴奋,口若悬河,甚至语无伦次,出现幻听,甚至会对护士拳脚相加;而到了抑郁阶段,她深陷绝望之中,拒绝吃饭,也拒绝沟通,深深自责,试图自杀。”

1921年,伍尔夫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可怜的伦纳德,我听到他开着割草机在那儿来来回回地忙乎着。因为像我这样的妻子得关在笼子里,外面用把锁锁着。她可会咬人呢!”她的精神疾病背后,是来自原生家庭堪比小说情节的人生遭遇。

幼年时,她曾遭受两个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生活简直“就像一条不幸的小鱼与一只巨大而骚动的鲨鱼关在同一个水槽里”。不久之后,她的一个姐姐怀着身孕死去,这让她对性的恐惧提升至最高点。

依然是她谦卑的小畜生

在那篇日记的后面,伍尔夫继续写道:“还有,昨天一整天他为我跑遍了伦敦。如果我真是普罗米修斯,尽管脚下的岩石坚硬不堪,牛虻刺得浑身生痛,那么我仍该感受到爱情和他对我的关心,并且心底仍存些高贵的情感。”

在和伦纳德结婚前,1909年2月,伍尔夫和斯特雷奇订婚。斯特雷奇是同性恋,他很快就反悔了,他建议自己的好友伦纳德追求美丽聪慧的伍尔夫,并尽早向她表白。其实在此之前,伦纳德与伍尔夫已经相识,对她早有爱慕之情。1911年,伦纳德回伦敦休假,而伍尔夫刚刚拒绝了两个追求者,两个人开始认真交往。尽管伍尔夫觉得自己性情极端多变,而伦纳德描述自己“自私、嫉妒、残酷、好色、撒谎乃至有更糟糕的恶习”,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还是走到了一起。

只是伍尔夫并没有接受伦纳德的求婚。婚姻的平淡无趣和变成老姑娘的恐慌让伍尔夫在嫁与不嫁之间十分犹豫。或许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原因,她曾对伦纳德说:“你对我没有肉体的吸引力。就像那天你亲吻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和一块石头差不多。”

她也坦言自己一定要确定可以给予伦纳德一切的时候,才能给他肯定的答复。这一丝希望让伦纳德毅然辞去在锡兰的职务,并拒绝了大英殖民地事务部对他的挽留,一心一意留在了伍尔夫身边。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12年5月下旬,已经拒绝过伦纳德两次的伍尔夫终于接受了他的求婚。虽然此时两个人年纪都已经不小,虽然他对她的经历有所耳闻,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就像王子一样,可以吻醒这个娴静的睡美人。

他们的新婚之夜并不美好,伍尔夫抗拒夫妻生活。伦纳德带伍尔夫拜访自己的母亲,伍尔夫对于孩子这个话题毫无热情。她会把婚戒丢在猪油里,还会把参加舞会的衬裙穿反。而在写作的时候,她根本不出房门,有时候连饭都不吃。然而这一切和伍尔夫病情发作在房间里自杀相比,就显得太小儿科了。但无论伍尔夫的病情如何严重,伦纳德都不曾将她送进精神病院,而是悉心照料,帮她走出困境。如果不是伦纳德的镇定、温柔和机智,也许我们所看到的伍尔夫就不是今天的伍尔夫了。

然而,和伦纳德争夺伍尔夫的不仅是躁狂抑郁症,还有她的各种恋人。由于父母的相继离世,在重组的家庭里,伍尔夫对姐姐凡奈莎的感情从亲密逐渐转变为暧昧。在姐姐的新婚之夜,伍尔夫写信给姐姐一诉衷情:“离开了你的岛屿,我依然是你谦卑的小畜生。”凡奈莎结婚对伍尔夫打击不小,她开始和姐夫暗通款曲,大概想以此吸引姐姐的注意力。

她也和同性恋人维塔保持了多年的亲密关系,1928年,还创作了以维塔为原型的“传记”、被誉为“世界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的《奥兰多》。1992年,英国女导演萨莉·波特将其改编为电影,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

除了维塔,还有英国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女作曲家埃塞尔,尽管那时埃塞尔已经年过七旬,但伍尔夫似乎欲拒还迎,她写给埃塞尔的书信多达130封。

人们无法从常人的角度理解伦纳德。他坦然接受了妻子性冷淡的现实,心甘情愿地度过了29年的无性婚姻生活,没有自己的孩子,还要忍受妻子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男女情事,悉心照料着情绪经常不太正常的她。

在这段关系里,伦纳德一如既往,伍尔夫却是矛盾的。她一方面有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对伦纳德又有不断加深的“恒久感情”。1932年,伍尔夫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他把我抱上了楼,几乎不让我自己走。”1932年伍尔夫50岁,这一年是他们结婚20周年。在他们后来定居的写作小屋里,伍尔夫写下了多部重要作品,从早期的《达洛维夫人》到最后一部小说《幕间》,以及大量的随笔、评论和书信。伍尔夫还把花园池塘边的两棵榆树,一棵命名为弗吉尼亚,一棵命名为伦纳德,希望在他俩死后把骨灰撒在树下。

直到现在,当你看到当年伦纳德轻轻用手按住伍尔夫的手的照片时,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伍尔夫过世后,伦纳德守着她的遗作生活。即使离开了伍尔夫的岛屿,他依然是她“谦卑的小畜生”。

艳丽花蕊中的毒虫

如果只把这看成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那么不仅低估了伦纳德,也低估了伍尔夫。

伦纳德曾经是英国文官中最年轻的政府代表助理,独自负责管辖十万人,并深受人民爱戴。回国后,他在英国著名的《国民》报刊撰写外交事务的社论,由他一手创建并担任过主编的《政治季刊》至今仍在发行。

伍尔夫也绝不是传记作家笔下那个“林妹妹版”的伍尔夫。“未来是黑暗的,我认为这就是它最好的归宿。”这是她写于1915年1月18日的日记。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演变成一场规模空前的灾难性大屠杀,并将持续数年。伍尔夫不但亲自参与女工的社会活动,为女工文学撰写序言,同时还不断润色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远航》,并且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写匿名书评。当时伍尔夫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她在日记中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写得好才捅了马蜂窝,并且,矫揉造作,我想他们总会这么说来着。而且,一个女人竟然写得这样好,文章竟能刊登在《泰晤士报》上,这像什么话!”

1928年10月,伍尔夫以“妇女和小说”为题在剑桥大学做了两次学术演讲,她提倡女性一年要有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将钱的数额定为500英镑,是因为她从姑姑那里得到了一年500英镑的遗产,她曾在日记里不无自豪地写道:“想方设法拥有自己的钱财,允许你去旅游,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沉湎在书本中,或在街头闲荡,让思绪汇入街上的潮流中。”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活,这样的自由才是自由。

婚后的伍尔夫夫妇搬到了苏塞克斯郡刘易斯区乡间。此时的世界风起云涌,乡村的生活却恬静充实。两个人已决定专职写作。伦纳德曾这样描述他们一起读书写作的日子:“上午我们每人写750字,午后在花园里种花锄草,下午茶到晚饭之间,我们再各写500字。晚饭后,伍尔夫读《汉弗莱·沃德夫人的生活》,我看济贫法报告。”

为了方便出版自己的先锋言论,也为了缓解伍尔夫来自写作出版的压力,1917年,他们购买了一台二手印刷机,在自己家的地下室创立了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社很快就声名鹊起。他们出版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T.S.艾略特、E.M.福斯特等在当时被推崇为先锋派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还推出大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名作家著作的英译本,并且成为弗洛伊德著作的正式出版商。

伍尔夫曾经写道:“人世间诸事诸物都仿若墙上的斑点,当你在意它的时候,那个东西便成为一个重点,成为心眼里的重心;当你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它其实不过只是一个斑点,一个微不足道的意义卑微的点,但它还是在那里,偶尔被你忽视,偶尔引起你的注意。”

精神疾病似乎影响了她,又似乎并没有影响她。

这位有着姣好容貌、惊人才华、优良家世和完美伴侣的英伦作家,上帝却让疯癫伴随其一生。而这疯癫仿佛艳丽花蕊中的毒虫,让她痛苦,也让她兴奋;让她失去,也让她得到。

而其实,墙上的那个斑点,在伍尔夫这里,终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没有毁掉她的人生,反而让这段人生绚烂。

(格林摘自《书都》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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