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加入到新的全球化当中，但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中国不仅仅是在单纯的融入全球化系统，它仍然坚持自己的现代化、工业化和民族独立事业。这就导致了另一种新模式，我将其称为一种带有社会面向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本身就是通向更高层次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
除了中国、日本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非洲、拉美洲国家都经历了结构调整改革，即彻底摧毁此前建立起来的民族相对自治的模式。然而，它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这个系统很快就被劳工阶层和普通民众，尤其在南方国家无法接受，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全都无法接受。
你看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开始，试图挣脱这个由美国霸权主导，这个被美国和支持他的欧日同盟的霸权所统治的世界，摆脱他去重建一个多极体系的世界。
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并非单纯地参与全球体系，而是参与的同时发展自己内在的民族大计，即让大多数人获益。
由此便又让我们想到了万隆会议，万隆精神，倡导大众阶级万众一心，亚非拉美国家政府团结一致，并在参与国际市场的同时日益重视国内市场。
然而我们今天无法再造一个万隆，历史没有再造，恰恰因为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未必通过随处发生的战争，而是因为被寡头政治所征服的那几乎完全排他的权利。但我们还可以有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协商性全球化”，通过南方国家加上俄罗斯之间的团结对抗帝国主义三合会（美、日、欧）。
在这个方向，中国开创诸多先河，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就与俄罗斯拉近关系。也许俄罗斯正在从新自由主义走向一种带有社会面向的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南方世界的人民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历史上，正是继承万隆精神迫使帝国主义退缩，是退缩而不是消失，迫使他们接受南方国家完全的民族独立，让他们接受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多极模式。
文_萨米尔·阿明（埃及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