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3日23点，鼓王在位于北京顺义的家中自缢，不曾留下一句遗言。
这天夜里他走进了地下室，那里有他的鼓房。半地下的窗户早被他封住，墙面贴着暗红色隔音板，阳光与声音均被隔绝。几平米的小屋里除了架子鼓、谱架、音箱，就只有一盏小台灯。母亲觉得这里憋屈，呆两分钟都受不了。
只要练鼓，没三四个小时他不会停下。从80年代初开始自学打鼓，鼓王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大量的训练。然而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鼓声逐渐减弱、消失。鼓王还会进鼓房坐坐，可没一会儿就走了出来。他觉得闷得慌。
摇滚音乐在中国已有近三十五年的历史，经历了热潮与冷场，音乐人的人生际遇也是起起落落，他们有的离开这个圈子，有的继续在圈子里游戏人间。鼓王选择了继续玩摇滚，但并不是以游戏的方式，他显得过于认真，顽固地与现实与自身死磕。只是现在，他死了。
鼓王将自己悬在没有阳光的地下室，像一支竖立的鼓槌，也像一个大大的叹号。
他与崔健都成了“王”
“鼓王”本名张永光，北京人，属虎，生于1962年。家中老小，行三，小名“虎三”。练鼓后，他喜欢叫自己“鼓三”。
“鼓王”这一封号，是摇滚圈子里对他的尊称。乐评人张晓舟这么评价他：“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鼓手。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那他就是中国鼓手的鼻祖级人物。”两大鼻祖携手演出的最高光时刻，是1992年12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演唱会。
明与暗如刀子般划出道笔直的线，舞台正中的光环里站着崔健；下方是近三千名挥舞手电筒或打火机的观众；而舞台后部的阴影中，鼓三端坐于最高处，俯瞰崔健与整个剧场。
“崔健我们同样一无所有！”“三儿，来一段！三大爷，来一段！”剧场里回响着两个名字。
开场曲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鼓三用力打了下镲片，灯光瞬间点亮舞台。黑色架子鼓后面的鼓三清瘦、长脸、戴眼镜、梳背头、中等个儿，身上的T恤手表裤子皮鞋全都是黑色。这个夜晚，崔健唱至最后一句“你这就跟我走”时，鼓三伸展双臂快速击打鼓面，随着幅度的增大，他仰起头，张大嘴，像呐喊，像呼叫，但很少发出声音。真正呐喊的是他面前的鼓。架子鼓看似背景，实则掌控节奏支撑歌手和乐队。“他是有情绪渲染力的鼓手，演奏时他的情绪是外露的，要跟人分享。”崔健对其如是评价。
北展舞台上，崔健背后的吉他手艾迪、萨克斯手刘元以及鼓三等构建的ADO乐队是那个年代最豪华的摇滚阵容，后来人们称其为“崔健乐队”。曾经有一度，崔健与ADO在歌迷心中具有相同的能量。
这场演出其实是崔健被封杀间隙的一次意外，1990年崔健被禁止在北京登台，直至2005年他才重返北京公开演出。但也就是1992年这次意外，成就了崔健，成就了鼓三。这既是中国摇滚的一次爆发，也是其转入地下的初始。这也是鼓三生命中最浓烈的一槌音。
心一颤
鼓三在打鼓之前是吹唢呐的，因童年正值文革，家人担心孩子出去乱混不学好，在中央歌舞团工作的父亲找人教他练起了唢呐。这一安排与艺术追求无关，只是希望孩子有个事做，有碗饭吃。
学了四年唢呐后，他考入北京卫戍区文工团，当起娃娃兵。退伍后鼓三子承父业，他手中的铁饭碗本可以拿得越来越牢，1983年他还获得过全国民族器乐比赛一等奖。多年后他坦言：“其实到1985年我在民乐领域获了许多奖，前途挺好的，转学摇滚后就再没获奖了。但是我无怨无悔。”
1983年的苏州，演奏江南十番锣鼓的“顾家班”中，有位老艺人用一只小堂鼓打出的即兴演奏令鼓三印象深刻。“知道吗？我在鼓上‘啪’的一下，这帮孩子就得心颤。”鼓三应该也曾如自己说的那样，被老艺人的鼓声震得心颤。
这就是鼓三转变成“鼓王”的起点。
鼓三将转录来的磁带放入卡式录音机，戴好耳机握住木棒。伴着“披头士”敲起由五只小板凳组成的“架子鼓”，在他的敲打下板凳几近散架。80年代初的北京街头已经可以看到背乐器留长发的摇滚青年，相比风靡全城的“流氓乐器”吉他，架子鼓稀缺且昂贵。鼓三的第一面鼓是用变压器的绝缘筒制成的，他跑到中央乐团找打击乐演奏家方国庆拜师学单击、双跳、三连音等基本功，在中央歌舞团大院筒子楼二楼右侧的鼓房里，敲打攒出来的架子鼓，将自己锤炼成“王”。
除了听转录的磁带、录像带，那时接触摇滚的途径还有涉外场所的演出，每次消息都传得飞快，人们成群结队跑去听。北京友谊宾馆当时还住着心向社会主义的外国专家，普通中国人不能随便进。为了看演出，鼓三、刘元这伙儿人没少动心思，要么跟着人群往里混，或是装成外国人直接闯。刚开始看人家外国乐队什么都新鲜，“唱的什么歌？”“这用的什么乐器？”慢慢的心态就变了：要是有外国人手里那些好乐器，自己也能弹出一样的效果。
“披头士”、“AC／DC”、“警察”一路听下来，摇滚青年们从不知摇滚是何物到寻找自己的声音。无需担忧生活与国家前途，有钱没钱也不像现在是天大的问题，身处北京的官方文艺团体，他们有机会提前窥视外面的世界，在兴趣的驱使下走上自己的“跑道”。90年代初的某个深夜，鼓三和兵马俑乐队的二涛开车行驶在寂静的马路上，鼓三问：“看路灯像不像飞机跑道？”二涛说：“像！开快点儿，然后咱们两边一起使劲儿开车门，保不准儿能飞起来！”
高潮与裂痕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年版的磁带上写着“崔健与ADO”，1999年内地再版时，磁带上已寻不见这支乐队的名字。
1992北展演唱会介绍乐手的环节安排在演奏《寂寞像一团烈火》时，崔健说：“我们的鼓手是来自ADO乐队的，三儿！”当晚共有三名ADO乐队的成员，另两位是萨克斯手刘元和吉他手艾迪；除上述三人，成员还包括贝斯手匈牙利人巴拉什。艾迪和巴拉什任职驻华使馆，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流行音乐的外国人。乐队成立于1986年，队名ADO出自艾迪家乡马达加斯加的方言，意思是“兄弟”。
1987年崔健唱了摇滚版《南泥湾》后被北京交响乐团开除，从此开始和ADO乐队合作，内地首张原创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其实是ADO和崔健共同创作完成的，1989版的磁带上就有“崔健与ADO”字样，封面有他们五个人的合影。
专辑出版后，ADO与崔健在收入分配上产生分歧：ADO觉得应该在刨除崔健的创作费后大家平分；崔健则认为应该按雇佣关系向ADO支付酬劳。因为对这个“雇佣制”不满，ADO乐队产生了分裂。1989年崔健以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的方式进行全国巡演，ADO没有参加。朋友曹平问鼓三：“你怎么不跟他一块儿去摇啊？”鼓三说：“嫌我脚软啊。”
ADO乐队虽在，但1989年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艾迪和巴拉什暂时回国，刘元频繁前往美国学习爵士乐。三人离开，只剩鼓手在国内，在音乐家梁和平看来，这相当于不宣而散。崔健说：“ADO乐队偏重器乐演奏，主唱、市场定位不明确导致商业发展受阻。”
家人还记得1989年的夏天，鼓三几乎不曾离开中央歌舞团大院，整天闷在屋子里练鼓。
ADO唯一的乐队专辑《我不能随便说》直到1996年才出版，那时的摇滚经过了1994年香港红磡的辉煌，日渐失色，这张专辑更像是对十年岁月的交代。专辑出版后，ADO乐队正式解散。
ADO之后，鼓三音乐生涯中另一支重要的乐队在1995年成立。参与创作爵士乐专辑《Made In China》的孔宏伟说：“当时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乐队，经纪人开玩笑说我们是‘国际三流’。所谓‘国际三流’就是可以在全世界巡演。”这支乐队叫“天场”。他们的专辑在96年获得香港爵士乐销量榜的头名，CNN还对乐队进行了采访。鼓三十分自豪。
鼓三参与制作出了他想要的富有民族特色又能被世界所理解的音乐，然而在内地爵士比摇滚小众，有词的歌比没词的曲受欢迎。和ADO乐队的情况类似，经典之作没有等到合适的环境。ADO的专辑出晚了，压抑的情绪已被金钱释放；天场的专辑出早了，精致的思绪尚敌不过野蛮生长。
鼓王病了
1998年中央歌舞团大院在盖新楼，鼓三家被临时安置到地下室。推门进屋时他一下晕倒在地，家人发现时见他捂着头，血从头发间渗出，之后他被家人送往鼓楼医院缝合伤口。
医院不知道的是，当时鼓三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戒毒。
这之前他已有多年的吸毒史。最令鼓三揪心的是，随着毒瘾加深，自己记不住乐谱了，而且他的胳膊开始深度感染，身体状况无法再支撑他继续演奏。
鼓王病了。
“80年代末，在中国他所面临的局面是合作人没有了，他心灰意冷。”梁和平分析是乐队发展不顺利导致毒品“趁虚而入”，这个时期的鼓三常和外国人聚会，可能无意中接触到了毒品。家人也曾严肃地问过鼓三到底是谁把毒品拿给了他，可他只会说“都是我的错”。
经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工作的朋友贾什帮助，鼓三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两次前往澳大利亚治疗。身体上的病症可以快速克服，但内心的斗争持续了多久没人说得清。在澳大利亚期间他信奉了天主教，回国后还向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友人王春红寻求帮助。对毒品的心理依赖极难克服，每有反复，鼓三都会精神恍惚备受折磨。
处于恢复期的他出门时还会碰到曾经一起吸毒的人。某天和姐姐外出吃饭，刚走出大院，鼓三立即躲到了姐姐身后，使劲拽姐姐的衣角说，“那个人我特害怕”。姐姐边安慰边将他揽到一侧。
1999年夏天从澳大利亚返回北京，鼓三带了幅画，是只从海面探出头的老虎。2000年他去广州接受了最后一次治疗，出院后他剃头、刮脸、洗澡、换新衣，还买了副特贵的墨镜。他这样对人说：“我又沉淀了一次。我是个新人，新的生命开始了。”
做新人
鼓三对妻子、摇滚歌手姜昕说过：都没想到还可以有第二次生命，还可以结婚，还有自己的音乐。
不过，做新人不容易。2003年至2005年，如果你到北京三里屯的“九霄”俱乐部，会经常见到一支由三名外国乐手、一名中国鼓手以及一名中国女歌手组成的乐队。客人们坐在俱乐部一层的休闲沙发里品酒聊天，目光多投给了歌手，至于她身后打鼓的，没几个人知道那是曾经的鼓王。
“九霄”的主人张有待心里清楚酒吧乐手与鼓王的地位完全不符，“那个时候他也能明白，就是来干活儿的嘛，来挣钱的”。当时国内摇滚乐队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到2004年甚至连圈里人都开始怀疑摇滚是不是已成过去。
也是这段时间，鼓三录制了“中国鼓王教你架子鼓”的教学VCD。视频中坐在架子鼓前的鼓三，穿着黑色裤子和外套，里面是白T恤。“可能每个人对三连音的观点，和质量的要求，对不起，我所说的质量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三连音的要求，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段话鼓三说得磕磕绊绊，而十年前他曾用无比坚定的语气说过：“三连音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往事并非全然无光，崔健在解禁后的2006年开过一场小型不插电演唱会，地点在北京。鼓三和崔健乐队的新鼓手贝贝一左一右，双鼓打得神采飞扬。鼓三戴墨镜光膀子，打到尽兴处还是习惯性地张开嘴。
这场演唱会的压轴曲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对观众边唱边说：
“小点声唱。二十年我们就这么过来的，悄声悄气啊。蹲下来好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尝尝地下摇滚的滋味儿。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怎么被压的，你们现在知道就行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坐下好吧，坐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跳起来好吧！我们解放啦！”
这场演出，鼓三打得舒服，他随着节奏晃动身体，脸上有笑容。但重返崔健乐队的他身份已不再是打架子鼓的鼓手，虽然大家觉得他打中国大鼓同样为乐队增添了不少美妙的鼓点，但架子鼓才是他最重要的位置。
张岭较鼓三小五岁，他说：“到我们这个年龄，讲的是‘舒服’，讲的是情感对路子。”唐朝乐队鼓手赵年保留着标志性的长发，除了参加大小音乐节演奏乐队的经典曲目，他还当代言人、开讲座、为乐器展站台、开架子鼓培训班。二涛也当过鼓手，他觉得摇滚这条路不好走，转行做起了生意。现在他觉得，“音乐应该是娱乐为好，过得去就好！”
最初玩摇滚，“玩”不只是个动词，更是一种状态，那时候摇滚所能产生的现实利益是有限的。音乐制作人祝小民觉得那是美好的时光，“后来发现摇滚出名了，开始有商演了，这个时候人就变了，变了以后什么都是利益。”大家都是一起玩出来的，但是唱片公司更想捧歌手，以不好管理为由拒绝签乐队。汪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0年他签约华纳时被迫放弃了鲍家街43号乐队，以个人名义独自发展。单纯的乐手很难拿到与自己的付出相称的酬劳。因为参加《中国好歌曲》重回大众视野的鼓手赵牧阳曾录过上百张专辑，都是拿一次性的费用，从未分过版税。
受人所托，2014年鼓三也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他按照自己的习惯提前一两个小时来到电视台，像准备演唱会一样调整架子鼓。几期节目录下来，鼓三在现场发了脾气，觉得他们对音乐太不认真。有媒体报道称选秀节目火爆多金，吸引了不少有分量的音乐人，这确实是好拿钱的活儿：一台节目几十个选手，不同风格不同曲目，选手按着流程演，乐手照着谱子弹；这是门生意，有成本有规则，与创作无关。但对鼓三来说，音乐是他人生的支点。
摇滚曾像一把刀子，被音乐人插进了社会坚硬的土壤。他们扮演着反叛的角色，喊出人们的压抑、苦闷。如今那个社会在金钱与无意识中散落成流沙，刀子再锋利也无处可立。摇滚失声了。当年的神圣、疯狂似乎成了一场梦。
“别让鼓手等太久”是80年代末鼓三和祝小民录制的一张唱片中的歌词。起初觉得好玩，他常挂在嘴边开玩笑。“看似是一种好玩的东西，也许这些在他内心里是很重要的。”祝小民说。“别让鼓手等太久”，鼓三说了二十多年。
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2015年1月9日，鼓三的追思会在愚公移山酒吧举行。崔健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你对现实的敏感大于你对我们的亲和。你的敏感是默默的，没有来得及与我们分享，直到你无法承受。”
2014年下半年，鼓三的状态时好时坏，跟家人通电话总要说好多“谢谢”。对个人价值的否定蔓延至音乐和日常生活的各处，他觉得自己打的鼓完全没法听，还给一些朋友同事发去信息，就过往的言行致歉。种种表现，和大家心中乐观自信的鼓三相去甚远。
2014年10月2日，成都，鼓三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演出回来后，鼓三去看了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的老友梁和平，回家后他哭了，他觉得“梁和平的身体残疾了，自己的心残疾了”。
10月18日，鼓三第一次尝试自杀。救护车开到了北京清河急救中心，他盖着白色的被子卧在病床上，脸上的伤是绳子断裂时摔的。姐姐攥着他的手说：“三儿，你如果走了姐姐还活吗？”他说：“姐，你都当姥姥了。”随后松开手，头转向别处。鼓三跟妻子商量过想要孩子，可人到中年生养子嗣难度不小。当时妻子乐队中有人在西藏，鼓三请他帮忙寻找可以领养的孤儿，想着要把自己鼓艺尽数传授，不留遗憾，但最终也没有等到。
转至安定医院就诊后，鼓三被确诊为抑郁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鼓三出现过幻觉，怀疑自己被监视、跟踪，可能会遭人陷害。生活中的诸多情节被他反复回忆、分析，甚至异化，如同梦魇。
11月，鼓三给母亲打电话：“妈妈，我怎么这么想你呀。”回到位于中央歌舞团大院的父母家，这里早已没了筒子楼的踪影，曾经无处不在的音乐声和练琴的乐手也已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寻常日子里的杂音和渐渐老去的人们。鼓三说：“下回我回来，给我熬点小米粥喝吧。”
最后一次见面，他喝到了母亲熬的粥：“好舒服呀。”
一个月后，鼓三去世，得年52岁。
“节奏代表生命，如果节奏没了生命就停止了。没有节奏，我觉得活着毫无意义。”这是鼓三在而立之年发出的感叹。
他的鼓声在不断走向极致，使他成为节奏大师；可在生活中，他找不到妥协的节奏。他不是没有想过同生活和解，他是不忍与自己和解。正如《花房姑娘》中唱到的：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时我才知我已离不开你/姑娘。
2014年12月23日，鼓三第二次自杀。他位于地下室的鼓房和曾经在中央歌舞团筒子楼二楼的鼓房差不多大小，放一套鼓，勉强能站三两个人。不同的是，没有阳光。
不留遗言的他，似乎正应了在ADO期间参与创作的歌曲《我不能随便说》，歌词写道：“你不知道我有过幻想/这幻想不是歌唱/我不能随便说。”
鼓三曾有过这样的幻想：开着一个小玻璃房子式的汽车，在雨雪中前行。（本刊实习生陶心慈、李欣然亦有贡献）
实习记者 朱信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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