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这里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亲历的，一个是读书读来的。
20世纪80年代，我接待了一位西方人士。他曾与人合作翻译了几部汉语作品，在当时比较活跃。他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寒暄，就一脸惊惧地告诉我，他刚刚由另一个地方来，是去访问一位作家的，要主动翻译那人的作品，想不到只谈了几句话，那位作家就说：“我的作品主要是写给我的民族看的，我不需要你翻译，请你快些离开吧！”他问：“这位作家你应该认识吧？”我说：“当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站起来，张开多毛的双臂说：“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突然就愤怒了。我安慰他，说：“可能有什么误解吧，请您不要介意。”他根本不听，一直喊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来我这里也是谈翻译的事情。我们其实几年前就见过面。在欧洲，一个晚上，我与他第一次接触。我对那次见面的细节记忆犹新。依据那一次的接触，我稍稍能够想象他与我的那位作家朋友是怎么相处、怎么交谈的。说心里话，在欧洲的那个夜晚，我觉得有点不可忍受。记得当时旁边还有一位同行的中国作家，他不断地拉扯我的衣袖，小声说：“慢慢就习惯了，他们这些人就这样说话。”我是第一次与“这些人”接触，所以还不够习惯。
这位西方人士从我这里离开不久，我就见到了让他觉得“很可怕”的那位作家朋友。我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朋友告诉我：“那天他来到这里，说要翻译我的作品，我自然是高兴的，表示要跟他好好合作。但他对具体作品的翻译没有一点兴趣，只是反复强调自己‘无比重要——‘如果不翻译，你们就永远不被接受，永无出头之日，写作也没什么意义和价值。他说自己这一类人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而言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对文学而言，西方永远都是中心，只有设法让西方人承认才行——‘这对你、对你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要告诉你怎样写他们才会认可和喜欢。”
这位作家说，当时他一直很礼貌地接待对方，并长时间听着对方盛气凌人的讲话。最后他只好如实地告诉对方：“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交流很有意义，我也希望把自己的作品介绍给异国读者，但我不相信所谓的‘中心就一定比身边的人更懂文学。获得西方的承认虽然有意义，但首先还是要让自己的母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说到底，写作不过是心灵之业，不是为了获得某些人的承认才做的。为了满足‘中心的趣味而投机取巧，有悖于做人的原则，也违背写作伦理。”这位西方人打断他的话，一次次喊叫，怒不可遏。我的作家朋友只好客气地请他离开，说自己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写好自己的作品，而不是翻译，暂时不能与他合作了：“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好吗？”
在中国，这位“上宾”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认为整个过程“太可怕了”。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没有忘记其中的细节。
前几年读了一本南非作家庫切的随笔集，其中有一篇谈到著名诗人艾略特，写了他的一段往事。艾略特受邀到美国一所大学做关于欧洲诗人维吉尔的讲座。就在此前两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整个世界陷入动荡，冲击之强烈简直无以言表。很不巧，艾略特就是在这个时刻来到讲坛的，因为这是预先确定的一场学术活动。现场当然要谈到这场大战，不过他只用了一句话：“欧洲刚刚发生了一个事件。”接着，他就开始讲维吉尔。艾略特极专注、极深入地阐述了维吉尔，特别是诗人之于欧洲文化传统的意义、其永恒性。
整场讲座他再没有提到刚刚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他所置身的这个场合、这个时段，需要认真讲解的只是关于欧洲文化的基石性人物维吉尔。这次讲解必须倾力为之，聚精会神。艾略特目不旁视地讲了诗人的永恒，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没能稍稍转移他此刻注意的重心、才能的重心和智慧的重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会过去，而维吉尔是永恒的。他在讲座的整个过程中，只沉浸于永恒的意义和认知当中。
一场世界大战将会剥夺多少人的生命和幸福，而且将永远改变这个世界。一个诗人不可能无视这样的惨烈和巨变。柔软无比的心肠、对苦难的敏感和强烈的现世责任感，正是这一类人的生命特质。但是这一次，在这个讲坛上，他讲的是维吉尔。他必须专注于此，甚至需要暂时忘却周边这个剧烈动荡的世界。他要沉浸于诗的文化中诠释，进入“欧洲的永恒”。
诗人如此专注于永恒、专注于诗，对现实而言恰恰不是傲慢，而是最深的谦卑。诚实、认真、理性，使他没有慌乱如丧家之犬，没有汲汲于时下。他疏离了近在眼前震耳欲聋的那个话题，只专注于说好说透自己要说的。这样的人其实更可信，更有力。一个人必须蓄养气度，才能有良好的、持久的投入，无论对现实生活还是永恒的诗性，皆应如此。
如果艾略特那一次讲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维吉尔搅到一起，搅成一团，会是多么糟糕！
他没有慌乱，气定神闲。他当时要做的事情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如此。
在我们这儿，有时候，女明星掉了一颗牙或富翁感冒了，主持人都恨不得让人取消讲座，或使主讲人的一席话变得疙疙瘩瘩，再也不流畅。这时候，诗人的尊严是谈不上的。有人认为，在钱、权、名、色之下，尊严是不必谈的。这差不多已经化为习以为常的惯例。
如上就是这两个故事了。现在看，一点惊人之处都没有。可奇怪的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谁要当这两个故事的主角，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都是很难的。大环境，比如思想环境、艺术环境、语言环境、自然环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存和创造，我们极其需要注意这些环境，从而让自己的小环境能够多少有所不同。
这两个小故事我可能会牢记很长时间。在我看来，其中不乏训诫和提示的意味：一个写作者怎么回避恶俗，坚持真理？庸俗是时而发生的，恶俗却是令人后怕和羞惭的。持守自己的职业道德、本分和常识并不容易。这两个故事不过是讲作家和诗人的品质，是最老的那一类话题，或许已经老到让人生厌了。
（孤山夜雨摘自《四川日报》2017年5月12日，杜凤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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