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家的隔壁，有一个傻孩子。
这个家里有三个孩子，俩闺女一小子。傻孩中间，是个男孩。老三闺女长得很可爱，水汪汪一双眼睛，俩麻花辫扎头两边，走起路来前后甩，但她的左腿有问题，小儿麻痹，瘸的，走动起来幅度很大，辫子也甩得更开。老大也水灵，也是一双大眼睛，就是一笑露出俩大板牙，显得样子傻傻的，所以很少见到她笑，更或许是因为她的两个“特别”的弟弟和妹妹。
我曾经以为他们的父母是近亲结婚，但听说并不是这样，那就很奇怪，为何生出三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也许是基因遗传的问题，但其他人不管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个家里有三个不正常的孩子。
傻孩有自己的名字，但我不记得了，只知道他跟我同样年纪，在这里我就叫他傻孩。他很调皮，家里管不住他，趁父母不注意，他就跑到大街上，有时候不穿衣服，寒冬腊月也是，从东到西，有时大喊大叫，有时则静静的坐在垃圾堆里玩耍，人来人往的也没谁注意他，都见惯不怪了，更多的是不愿意打理他，因为他是傻子。他的父母不大出来找他，总是大姐出去找，她并不喊傻孩的名字，找到就让他跟在身后，隔着一些距离，前后回家。
与其说傻孩调皮，还不如直接说他傻，因为这是大家都心理清楚的事情。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傻孩的父母似乎也已经习以为常了，或许更多的是无奈的苦楚。
有一年冬天，我在大姑家住，早上起来，天很冷，哈出一口热气就在空中结成霜。大姑出门了，我起来打扫卫生，小时候的我很勤快，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都这么说，当然，现在我也差不多。
我当时站在厅堂里，正在扫地。大姑家的门铃响了，门铃其实就是在大门上面挂一个铃铛，有人进来门一动铃就响了。我往门口看过去，厅堂往外过了庭院，再过一道门，再过一个庭院就是大门，我可以看见，那时候我的视力相当好，极具穿透力。门打开一道缝，从门后探进来一个脑袋，是傻孩。他四下左右看看，然后钻进门里，径直往厅堂里走，这么冷的天，他只穿了件黑色的棉袄，两只袖口上油光油光的，应该是擦鼻涕擦成那样儿的。他光着下身，在那两只雪白的腿上面实在找不到冬天的感觉。我傻傻的站在那里不敢动，是真的不敢动，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大早上的，空气里静得出奇，想不通平时那些唧唧喳喳的麻雀都跑哪去了，周围没有可以打破这种寂静的活物了。
傻孩表情憨傻，眼神木讷，两条清鼻涕挂在鼻孔与上嘴唇的位置，不上不下，控制得恰到好处。他在厅堂里转了两圈，没有看我一眼，仿佛我只是个物件。我也几乎是一动不动，盯着他看，拿着扫帚的手也不由得攥紧了，他带给我莫名的恐惧，我并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也许是那年冬天的一起案件，同样一个疯子在当地误杀了人，因为他是疯子，所以没有承担任何责任。也许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人们都不希望同样的惨剧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平白无故，死得不明不白，这种情况谁都不愿碰上。于是不光我，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离这样的人越远越好。
我终于是动了，虽然只是后退了一两步，靠在厅堂东面的厨房门口，继续盯着傻孩的一举一动。他乱七八糟乱看一通，然后站在西面的仓房门口，跟我面对面，第一次他看了我一眼，嘿嘿一笑。只见他两腿分开与肩同宽，往下一蹲，扑哩通通拉下一泡屎，然后站起来屁股都不擦，一溜烟跑了。他那一套动作熟练，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我还没明白什么情况，就看见对面只剩下一坨屎，还冒着热气。
大姑回来后，我把这个事告诉她。她只是笑，说让我不要理那疯子。从此，我对傻孩以及像他之类的人更是畏惧三分，敬而远之。
再见傻孩是很多年后，一个夏天。傻孩穿件短袖，黑短袖被他穿成白色的了，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他长大了很多，但笑起来还是那么憨傻，还是要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大喊大叫，似乎童心未泯。听表哥说，傻孩的手是他自己塞到快速旋转中的自行车轮子里去的，直接骨折，疼了好长一段时间，晚上周围邻居都没法入睡，第二天斗顶着熊猫眼站在巷子里往傻孩就家的方向咒骂。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傻孩。
之后几年我都没去过大姑家。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寒假回家，去了趟大姑家。她家隔壁盖新房了，前面后面都盖严实了，还是两层的，门口都用瓷砖贴起，朱红大门，门口一对金漆石狮子，那就是傻孩的家。
我问表哥，那个傻子还在不。表哥说去年冬天死了。我问他，怎么死的。他说，他父母给别人说是病死了，但外面都传，说是被他们夫妇俩给毒死的，因为前一天还看见傻孩活蹦乱跳的。表哥说的虽只是道听途说，谣传而已，但某种可能却还是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傻孩的葬礼也办得很简单，虽然他们家挺有钱的。后来，老大闺女的婚礼办得倒是很热闹，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也冲散了笼罩在傻孩家上空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