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塾，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其后，又有11所女子学校先后在五口和香港开设。传教士办的学校虽然采用免费入学的办法，但进校学生不多，中途退学的倒不少，尤其是女校更不易招收学生。1850年在广州，由传教士开设的一所女子寄宿学堂，开学那天，本来已经报名上学的女生一个也不敢前来。后来总算动员来了几个，不久又全部退学。
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女童中，照片上的这11位女孩无疑是幸运的。条件虽然简陋了点，但她们毕竟捧起了书本，而且已经能亲笔写下“天地当中有我”这样令今天的人们也会怦然心动的句子，尽管她们捧的还是线装书。虽然不知道她们的学习坚持到底了没有，但可以肯定，识字会使她们的人生与前人不同。在做了母亲、祖母之后，她们的儿孙也会不同于别人的后代。她们一个人的识字，也许将带来整个家族的变迁。
当我又一次捧起这张照片细细端详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片空白——我发现这些满脸稚气的女孩那宽大的衣袍下面竟有一双双畸形的小脚!曾见过不少小脚的老太太，也知道缠足得从小时候开始，可是，第一次面对活生生的被缠了足的天真的孩子，哪怕仅仅是她们的照片，也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你看，照片正中坐在黑板下面的那个小女孩也不过六七岁，她多么精神，笑得多么无牵无挂，可她的脚已被缠成了那么一种样子。虽然同为女性，可坐在今天的风里，呼吸着新世纪的空气，我不知道当年的她们怎样忍受了这可怕的程序带来的疼痛。不知道面对着拍照的镜头，她们是否觉出了难堪。也无法想象她们怎么奔跑，怎么游戏。更不知道，识了字的她们将怎样再与这一双双丑陋的小脚相处。好在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在她的自传《我的中国世界》里有不少记述。
上个世纪末，还在襁褓中的赛珍珠，便随来中国传教的双亲踏上了这片土地。她和中国的女孩儿们一起在教会学校里读书，一起长大。周围的女孩都缠了脚，“走起路来像脚下有钉子似的”。当年裹脚之普遍，舆论之一律，就连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孩也曾为“自己一双大脚找不到好丈夫”担过好一阵的心——在病态被看作天经地义时，健康反倒无地自容。
比起洋传教士们的对小脚不能容忍，一生跋扈、自己从未裹脚的满族人慈禧太后，对小脚却十分“宽容”，从不干涉治下汉民族的这一“风俗习惯”。一次，一个满族公主从国外回来，一身洋装。太后想看一下，究竟是什么让公主那肥实的腰身变细了。公主脱下长袍，让太后仔细看了那用钢板和硬布做成的胸衣，“两种酷刑相比，”她说，“还是汉人的更易接受。”也许是她老人家对汉人的小脚已经看惯了，要不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老谋深算，总之，同为女人、权倾一时的慈禧太后，并没给她治下的同性们留下一丝稍稍温暖的记忆——两相比较之后，她还是为中国女性选择了残疾!
赛珍珠：赛珍珠慢慢长大，历史也在缓缓地前行。她成年后，城里不少人家的女孩已不再裹脚，因为她们要上学。赛珍珠后来认识的有着一双“六寸金莲”的张太太看问题就很实际：“我为每一个没有裹脚的女孩子感到高兴，因为刚裹脚时，我整夜地哭啊，哭啊，后来双脚就失去了知觉。可不裹脚就要受教育，不然就找不到丈夫。小脚可以找一个老思想的丈夫，受过教育的大脚可以找个新思想的丈夫。在小脚和上学之间，你必须选择一个。”
一个与赛珍珠相识多年的叫宝英的姑娘，小时候像每个受过裹脚之苦的中国小女孩一样，一副逆来顺受的神情。一双眼睛总是低垂着，你不问她，她决不先开口，而且说话声音也很小。自从到寄宿学校去念书，她简直像变了个人。第一次回家，就不吃不喝哭了三天，要求放脚。不久，又穿上了一双小巧的厚底黑皮像粗野的美国小男孩常穿的那种美国皮鞋。
为了弥补小脚的不足，她往鞋尖里塞了些棉花。与祖辈的闺中生活更加不同的是，在学校里，宝英学习物理、化学、历史、文学、语言，还要上缝纫、音乐和体操课。这些训练让她失去了祖辈的矜持和扭捏，走路脚步坚实，说话简短有力。与人说话时，两眼不再低垂，相反总是毫无顾忌地看着对方的脸。她告诉赛珍珠，在城里上学的这一年，她还参加过一次女权会议，“我知道只有在这个国家，妇女才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
我听说外国的妇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们可以在外面散步、游玩，而且从不裹脚。还有人说，她们可以跟男人一起散步。”说到这里，她脸上泛起两片红晕，“当然，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我们学校有的女生真大胆，她们声称，必须先让她们看看未来的丈夫，否则就不结婚。”前后才一年，宝英的这些变化，把见多识广的赛珍珠“惊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历史，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变化中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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