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70年代初，正是文革时期，三线建设火热，每个村都被抽去一些好劳动力到三线当民工。老周刚从部队复员时间不长，正赶上三线抽人，大队就给了他一个名额。当时农民出去当民工也都争着去，好歹能混上几顿馒头吃。老周在部队当过连部的文书，又是高中毕业，在民工中也算是“秀才”了，因此被“三线”团指挥部选去当文书兼宣传员。团指挥部有架照相机，他在部队学过照相和冲洗，这部照相机就他会摆弄。到哪儿肩背个照相机，也是威风凛凛、神气十足的事。时常有本大队、本公社，乃至本县的老乡求他给照张相，他不能驳老乡的面子，因此也混了个好人缘儿。这天，团指挥部食堂那位十五六岁的小男孩，红着脸，悄悄求他给照张相，好给奶奶寄回去，让奶奶高兴一下。因他的父母、爷爷都因不同原因离开了人世，家里只有他和奶奶相依为命。大队为照顾他+就和“三线”招民工的通融，让他出来当民工，也混口饭吃。老周也很同情这个命运多舛的小男孩，就痛快地答应了，说着就走出室外，上山找了个背景，“咔嚓”就给小男孩照了一张。
可是相片洗出来一看，老周吓得“啊”的一声把照片扔在地上，撒腿就跑出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惊魂落魄地把这恐怖的事情说给了团指挥部的刘指挥。刘指挥笑着说：“这怎么可能，是你看花眼了吧?走，我跟你去看看。”
那时的老周还是小周，他领着刘指挥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老周不敢直视地指指地上的照片。刘指挥向前迈了一步，刚想蹲下身子拾地上的照片，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子在一棵老桑树上吊着，麻绳看得清清楚楚，女子梳着两条过肩的麻花辫，上身穿一件深色底白花的外褂，下身是一条深色的裤子。因是黑白片，看不出具体颜色，双脚被一个土堆挡着，眼睛瞪着，极其恐怖。刘指挥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老成得多，他镇定了一下，拾起照片扣在办公桌上说：“小周你也真是的，照相机对着个吊死鬼都没发现?还照?”
老周说：“不是呀。”他就把食堂的男孩求他照张相的事说了一遍，并强调就是这张，可是洗出来，就变成了这张吊死鬼照片。刘指挥听后，唏嘘良久，说：“吊死鬼抢镜头?这里边肯定有冤情。此事你知我知，不要声张，先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一下，这件事说不定与咱‘三线’民工有关联，要不为什么到你这儿抢镜头呢?”
果然不出刘指挥所料，时间不长，就有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来到“三线”刚指挥部，说是来找女儿秦玉清的。女儿一个月前就来“三线”工地找未婚夫，她的未婚夫是他们本县石湾村第五生产队的王文良。
老周说：“大娘，既然您的女儿来找王文良，那么您先找到王文良，不也就找到您的女儿了吗?”
老妇人委屈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王文良，可他说我女儿没来找过他，再问他还没好言语了，真是个活牲口!我的闺女十有八九是被这小子给害了!”说着老人就哭了。
老周劝解说：“大娘，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把您的女儿来时穿的是啥样衣服，什么样的发型给我说说，说不定民工中有谁看见过呢。”
老妇人说：“我闺女从家出来之前，不知是怎么了，愁眉苦脸的，跟丢了魂似的，吃饭也是扒拉几口就撂下。那天她跟我说去‘三线’找王文良有事，我问她啥事她不说。她出来时穿的是蓝底白花上衣，草绿色的裤子，塑料底偏带黑布鞋。”
老周听了惊讶万分，脱口就问：“是不是梳两条刚搭肩膀的短辫子?”
“是啊!你见过她?”老妇人有些惊喜地问。老周赶紧掩饰说：“不，不，我没见过，是我猜想的，我也是民工，农村姑娘大多数都是这样打扮的。”
老妇人的目光又暗淡了下来。老周安慰说：“大娘，您别急，我去叫人，把你们住处安排下来，然后按您说的样子，让各连队打听一下，再找那个王文良了解一下，我想您的女儿会有下落的。好了，我这就去安排。”
老周从办公室出来，直接去找刘指挥，把详细情况向刘指挥做了汇报。刘指挥也是惊讶不已。照片上的人与老妇人说的完全一致，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老妇人的女儿秦玉清。刘指挥说：“根据情况，死者的尸体可能就在附近，现在需要找到照片上的背景地，特别是那棵老桑树。”老周接过话茬说：“不让声张，咱们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去找呀?”
刘指挥说：“这好办，你把附近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一个一个地给我请来，让他们认背景地。”
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刚找到第一个大队革委会主任时，他一看照片吓了一激灵，然后仔细辨认后说：“这是你们指挥部后面的一条小沟，名叫桑树沟，因沟窄坡陡，一年到头也没人去，这吊死的人我不认识，不是我们本地的。”
刘指挥对这位大队革委会主任说：“你找几个社员，咱们到现场去看看。”大队革委会主任说：“在我们大队境地发生的案子，我们有责任调查清楚，你们等着，我去找人。”
时间不长，大队革委会主任就带几个社员到了。他们来到桑树沟一看，桑树在，可没有吊着人，来到桑树下，发现树下有活土，因为是春天，其它地方的蒿草长老高了，就这堆新土的蒿草与周围不一样，都说这土堆肯定有问题。刘指挥和大队革委会主任一商议，决定立即报给公安局。公安局行动迅速，时间不长就派来刑侦科长和几名民警，也从大队找几名社员协助，扒开桑树下的新土，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挖出了照片上女人的尸体。因为离立夏还有一段时日，尸体还没有腐烂，绳子还在脖子上套着。公安人员从死者的衣服里搜出几十块钱和一封信，信是王文良写给某县石湾村第八生产队秦玉清的，信的主要内容是要和秦玉清解除婚约。涉及的两个名字和老太太说的完全吻合。
被逮捕的民工王文良在人证物证面前，无可辩驳，如实交待了犯罪经过。原来他来到“三线”工地时间不长，就与外县的一位女民工勾搭上了。这位女民工长得标致，性格开朗，比起秦玉清要强上几分。姑娘也看上了能说会道一表人才的王文良，二人眉来眼去地就踏入了爱河。此后，二人一有空就钻山沟、入树林谈起了恋爱，数个月后两人就海誓山盟地订了终身。可王文良在家已有未婚妻了，他思来想去就写了一封向秦玉清提出解除婚约的信。秦玉清哪受得了这种打击，只身来到“三线”工地，找到王文良说：“我已经怀上了你的骨肉，不能解除婚约!”可那位女民工也声称自己也怀了孕，互不相让。在王文良两难的情况下，他心中滋生了罪恶的念头。他悄悄地掖上了打背包的绳儿，说找个僻静的地方与秦玉清好好谈谈。这样，王文良就带着秦玉清来到桑树沟下，因为他与那位女民工谈情说爱时钻过这个山沟，所以，他把罪恶实施地也选择在这里。他们坐了下来，王文良沉下脸来说：“我明告诉你，我们的婚事至此结束，你没有她长得漂亮，我爱上她了，你怀的孩子说不定是谁的呢，少往我身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