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不多的几次“卧底”采访之一，并且预谋已久。在QQ上，我提前跟一个备孕妈妈取得了联系，出发之前，我甚至特意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说辞，还检查了背包，抛下碍眼的东西–我在忙活那个关于不孕症和辅助生殖的题目，要去几个备孕妈妈合伙租的小屋里住一夜。
在那之前，我跟几个不孕论坛著名的坛主联系，有的在国外，有的没有回信，也有的回答，“电话？哦我最近带娃比较忙，这样，你看看我写过的经历帖吧。”医生们并不特别热衷于向采访者介绍他们的就诊者，毕竟，他们需要尊重病人的隐私。而即使是那些同意接受我采访的就诊者，也会很谨慎地只答应接受电话采访。这里面的几个原因，有人给我解释：备孕或是刚刚怀孕的，会害怕接受采访这类事情影响到自己的精神状态；而那些孩子已经出生了的家长，则不希望孩子知道自己是“非自然”方式出生的，也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事。
我很理解这些顾虑，就在这一年6月，一次由某医院主办的试管婴儿大聚会就被质疑：“侵不侵犯隐私权？”一位评论员说：“参加这次活动之后，学校的老师会知道他们是试管婴儿，学校的同学会知道他们是试管婴儿，他们的邻居会知道他们是试管婴儿。在今后的生活中，他们就会迎来异样的目光，甚至会成为同学取笑的对象……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没有多少夫妻愿意实施试管婴儿手术。为什么很多这样的夫妻都是以外出打工的名义去做手术呢？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实情……”
所以，那是一次很没底气的暗访–它与为了公共利益去造假窝点暗访不同，我去暗访的原因只是，我对那些隐私感兴趣，希望知道更多她们的故事，亲眼看到一些细节和亲自接触到这些人……她们中的大部分是为了能有一个孩子，不过，也有晚上会跟家里小姑娘通话的二胎妈妈。
她们的朋友圈里歌舞升平，还会放些在上海各处景点快快乐乐的照片，仿佛这只是一次游玩。而私下里，备孕的小屋是她们的“姐妹会”，她们相互极其熟稔，交流各种心得，从主治医生到送子观音，互诉家庭里的烦恼，互讲各种只有圈内人才懂的笑话。她们几乎清楚每个同伴各个就诊节点的日期，互相代挂号或是互相打夜针，决定放弃的姐妹会把没用完的药免费传给类似情况的同伴，而那个同伴，如果前者回家后后悔了，也会把剩下的药品再给她寄回去。最后一天早上，我第一天见过的一个苏州姑娘很热情地和我打个招呼，“不对呀，你不该今天吧，是出什么事情了吗？”她很关切地问我。那天中午，我落荒而逃，没有勇气去告诉她们，我是个记者，于是，把那些故事掰成了碎片，埋彩蛋一样埋在了文章里。
写文章之前，我也不免想过那个问题–人一定要有孩子吗？很明显，有能力却不要孩子与忽然间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或者如某医生所说的“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孩子”，那是两码事儿。求不得，这是人生八苦之一。为了在有限篇幅里装下所有的话，我需要做些取舍–一个女人因年轻时的卵巢囊肿手术导致卵巢功能损伤、做了七八次试管手术、执着地想要个自己孩子的故事，被筛选后拿掉了。
文章刊出后，一位接受我采访的德高望重的老医生给我回信：如果文章可以“正告一下青年男女谨慎处理自己的性关系，因为多次人流及粗糙的人流技术也是造成输卵管狭窄和子宫内膜不可逆转损伤的主要因素，其结果就是不孕症”，那就更好了–这一部分被我舍掉的原因是，不希望透出不孕症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引发过多不必要的联想。
之后，我在微博上收到一个姑娘的私信，她自称24岁，说自己卵巢早衰，问我文中提到的那个卵巢早衰的姑娘后来怎么样了？很谨慎地回复了姑娘的来信，我好奇去她的主页上看了看，那是个快乐的24岁姑娘的微博，没有谈到过自己的病，也没有转载过我的文章，挺好–就像一个朋友给我分析，正在备孕和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也许他们只会偷偷看这篇文章。这是她们隐私的一部分。
本刊记者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