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出生于天津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父亲用《道德经》的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为他取了名字。巧合的是，陈道明本人也总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有人觉得他一本正经、严肃刻板、清高傲气，也有人觉得他低调淡泊、认真随和、谦谦君子。
只是，在旁人看来是难以捉摸，在陈道明本人眼里，每一步却都有迹可循。他说：“我是一个严格按照自己逻辑生活的人。”
当演员从来不是理想
当演员，也许从来就不是陈道明的理想。“不得已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进剧团后也没有一鸣惊人，多数时间都在舞台上跑龙套，一跑就是六七年。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地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今年60整的陈道明如此自述道，“那个年代的父母看不起这个职业。现在倒好，父母都把孩子往里头塞，因为它变成了一条走向名利场的捷径。”
从大锅饭时代走来的陈道明，不善于争抢，也不着急功成名就，因为在当年，无论演主角还是龙套，拿的夜宵补助都是2毛5，吃不饱，也饿不着。
直到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浪袭来，陈道明依然处在半红不紫的状态：演过几部影视剧，也当过主角，但生活似乎依然照着它本来的节奏，不急也不徐。
真正让他尝到成名滋味的，一定是《围城》。这部改编自钱钟书同名小说，由黄蜀芹导演，陈道明、葛优、英达等主演的电视剧，在当年可谓街知巷闻，迄今仍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座高峰。
火了之后，怎么会没有飘飘然？现在也许很难想象，出了名难采访的陈道明，当年也曾对记者十分热情，对媒体采访来者不拒。更难想象，90年代时，陈道明还会亲自去聊天室会粉丝，和粉丝聊天。
不过，他很快就对此厌倦。“没过两三年我就明白了，我不可以这样，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我就觉得以前我的生活状态有时候近乎可笑，也比较可怜，摇头晃脑地，觉得自己是回事儿，莫名其妙地。有时候我们拎不清个性和狂妄。现在有很多人把狂妄当个性用。我走过那个年代，这个职业容易让人们这样，有时候不是本性想这样。伟大人物是捧出来的。”
化繁为简的生活哲学
反省之后，陈道明的全部生活哲学，几乎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化繁为简。
有人说，他把入世当作出世的方法。其实不用说得这么玄，他只是把演员当作他曾经向往的医生、律师、外交官——不外乎都是一份工作。
当年拍《围城》，精工细作，10集电视剧拍了足足100天，如今看来可谓奢侈。但这种“奢侈”在陈道明身上屡屡上演——30集《末代皇帝》他拍了4年;《康熙王朝》没有他戏份的时候也在现场;拍《楚汉传奇》的6个月，一直把刘邦的戏服穿身上，穿回家;在片场从来不带工作椅，成天站着保持入戏的亢奋状态……
拜这种敬业认真所赐，陈道明开始了他“演什么像什么”的演艺生涯。难的不是演皇帝像皇帝，演知识分子像知识分子，而在于，演康熙和演秦始皇不同，演方鸿渐和演陆焉识不同。同类角色之间微妙的差异，才是见演员功力之处。
除了演戏，陈道明仿佛与整个文艺界都若即若离。有时候朋友找他帮忙客串，盛情难却他也会接下，比如《无间道3：终极无间》，但还是会直截了当地说：“以后这种片子别找我，因为我就是一块狗皮膏药。”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陈道明不喜欢应酬饭局。在演艺圈，一个熟人带着两个陌生人来，一顿饭吃下来就都成了熟人。但陈道明偏偏对此很反感。“只要有陌生人在的场合，他就以听为主，基本不说话。跟熟人吃饭他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什么都聊，但有一点：他不说段子，不开低级玩笑。要是有人说起什么带点色彩的段子，他就会和气地来一句：咱说点别的成吗？整个做派，都很像那种老派的文人，矜持，低调。”
他把和人应酬的精力全都放到了演戏上。谁都知道陈道明非常挑戏：“我上戏的原则是这样的：制片人来跟我谈上戏，我首先看你剧本怎么样，如果剧本不错，我再和制片人见面谈合作，问他戏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是一般的戏，成本又不高，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上。为什么呢？你给我这么高的价码，其他演员你请什么人呢？阿猫阿狗吗？你靠着我耍大刀去？所以我不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