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区工作的第一步是搜查每个要进入安全区的难民是否携带火柴、枪械等违禁物品。然后把难民登记在册，下一个任务是为他们提供住处和分配筹募到的口粮。进入安全区需要有市长俞鸿钧签发的通行证，除了难民之外，仅限于那些在安全区有正当事务的人，如红十字会的工人、医生。安全区的隔离，使它成为战时上海的另一座“孤岛”，然而与租界相比，这个孤岛的景象却大不相同。
“日子一天天越来越困难了。听说在东新桥那边，人们从铁门里边把馒头哗哗地扔过来。去捡馒头的时候我们带上一顶洋伞，在扔馒头时把伞打开，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否则我们姐妹多，不够吃，又挤不过人家。”王晓梅是当时居住在南市的难民，对于那段生活的记忆，除了沿着方浜路修建的铁丝网以外，最深刻的就是食物的匮乏。“收容所里也没有东西吃。后来城隍庙附近有家茶馆叫得意楼，那边有施粥施饭的。我们就每人拿一个碗过去，还有菜，是青豆萝卜干。”
安全区建立后不久，因为刘父在总局组工作，刘复田一家从法租界搬回了南市，但是位于小东门附近的旧家已经被炸成一片瓦砾，那靠近黄浦江码头原来熙熙攘攘处的布店和银楼统统荡然无存。凭借父亲和佛学会的关系，他们一家住进了安全区西北角上的青莲庵，隔一条民国路对面就是法租界。对面人朝安全区扔食物的情景都在他的眼里，比王晓梅看到的还要难堪：“因为很混乱，没有足够的厕所，很多人就在路边和墙角大小便。有时候大饼扔进来，就落在了大便上面。但是管不了这么多，把脏的一半掰掉，另一半继续拿去吃。”没有米，他和叔叔、哥哥们把仅有的面粉做成面疙瘩或者加工成面条，“就用竹竿夹起来晾在家里，上海的天气不像北方那样有太阳，所以很快就发霉了。但那个时候哪管会不会致癌，先用水煮一遍，照吃不误”。
秩序略微稳定后，安全区内的人们可以有机会外出，难民被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刘复田的二姑妈曾经拿回一大包鹅毛，他和姐姐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里面硬的部分撕下来，进行粗加工，来补贴家用。在救济会的《上海难民救济工作总结报告》里可以看到，收容所里开设了诸如编筐、结草绳、做纸花、编草鞋、做鞋、裁缝、刺绣等手工艺课。“孩子们把做得最好的一些纸花和编织品拿到街上叫卖。妇女们学习针织以及如何制作发网和驱蚊的盘香。识字的男人们组织了一个墙报编辑委员会，并开办了一个报纸阅览室。一些人参加了运动队。”1938年春，安全区的商业乃至娱乐活动都在恢复，大街小巷两侧全是叫卖的商品，有钟表、旧衣服、壶、平底锅、手工艺品和玩具。日军对于占领区的封锁也逐渐解除，一部分难民开始回到闸北、虹口的家中，甚至到苏州河边上的工厂做工。“苏州河边上有很多纱厂，还办了很多面粉厂，其中有一些是荣毅仁家族开办的。大量的难民都去那里打工去了。”河的两岸建了大量矮小而简陋的房子，刘复田说，上海人管它们叫“滚地龙”。
“孤岛”租界的房屋在那时也有大量兴建。“房地产公司在孤岛时期最多。”吴健熙说，“其实战争爆发后对上海影响最大的是房价。1938年春天，日军的封锁解除之后，农副产品又能进来了，因此这方面又不是很紧缺了。”而战前租界内随处可见的空屋子，一下子住得“满坑满谷”，大量的私人建筑于是纷纷如雨后春笋，一大批新村、新式里弄建立起来。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公共建筑也在这时期建成，比如金陵路上的法国邮船公司大楼，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平安大戏院等。
大量人口的涌入带动了消费的繁荣以及娱乐业的飞速发展，这成为人们口口声声检讨的“畸形繁荣”。作家路丁在上海给武汉胡风等人创办的《七月》杂志寄稿件时形容当时的租界：“国军离开上海后，上海人便把上海（租界）称作‘孤岛’。其实，是不然的。最近来从各方面看不出一点‘孤’气来，电影院挤满着，马路挤满着，吃食店挤满着，货物从各方面源源而来，还有从各方避难到‘孤岛’里来的人们（大概都是有些钱的），大有桃源乐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