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任远
作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人，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广州城市发展南北巨大落差的最后见证者了。一条珠江隔开了老广州人所说的“河北河南”——“河”以北是传统的闹市中心，“河”以南则是旧工业区和城乡接合部。“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栋房。”在21世纪头10年房地产大规模进驻珠江南岸之前，“河南”的偏僻萧条跟“河北”的热闹繁荣，一直是这座城市居民心中的贫富分割暗示。
我自小在“河南”岸边的一座工人宿舍长大，离江水不过200米，晚上睡觉伴随着街对面工厂的输送带声音和货船汽笛声进入梦乡。在城市天际线远没有被楼盘挤占的90年代，我家面北的阳台正好对着“河北”，能够看到对岸长堤那一排20年代修建的民国新古典风格大厦。大钟楼、邮局、南方大厦、新华酒店、大同酒家和爱群大厦这些高楼屹立在夕阳光芒下，让人感到典雅从容，犹如卡内基时代的纽约曼哈顿。这里是广州90年代以前的商圈，犹如香港中环，这里有广东第一家百货店，还有第一家从香港迁回粤的屈臣氏。90年代初晚上广州珠江的夜空中，爱群大厦顶层的霓虹灯成为为数不多的亮色。“从红色变绿色啦！”5岁的我趴在阳台栏杆上，指着爱群大厦的顶尖，霓虹灯每变一次色都欢呼一次。
环顾四周的厂房和狭窄的小巷，我们“河南仔”仿佛有一种自卑感。祖父有一次跟住在河北的亲戚说：“我们这里连外国游客都没有。”是的，90年代初的广州铺天盖地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然而在一个“河南仔”的眼中看来，真正称得上“城市”的地方就在河的对岸。
长堤一带自从20世纪初以来就是风花雪月的餐饮聚集地，酒店、饭店、酒家和茶馆曾经开满了珠江的北岸。然而随着经济中心外迁，爱群、大同和大三元成为这里所剩不多的老广式酒家，到了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那家闻名东南亚的大三元也走进了历史故纸堆。90年代的长堤大马路还有香港引进的百货和颇有设计感的时装店，到了2000年后却剩下了10元折扣店和地摊货。我的个子越长越高，但是长堤却没有以前感觉的高端大气，书店、精品店、咖啡店一间接一间消失了，精致的雕花拱门下新的主人变成了手机配件批发市场，手推车伴随着高亢的吆喝声，这些拉货的粗汉子貌似对他们眼前的一砖一瓦没有任何爱惜，磕磕碰碰把这根柱子砸烂，那片雕花刮坏，一栋栋原本精致的老房子都变成了他们的仓库。
长堤在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但是对于我和家人来说却依然占有历史高位。读中学的时候，大同酒家成为家人每周去喝早茶的地方。学业繁忙，只有周六早上才有一家三口放松的机会。这座始建于30年代的大厦，五个楼层的风格各不相同。二楼三楼是喝工夫茶的地方，相隔开的小厅让人有一种亲密感，80年代木板天花板的保守陈设尽管有些媚俗，却温暖舒服；五楼和六楼（没有四楼）是大厅茶座，80年代末的时候曾经全部装修成为太空飞船的风格，面对江边的那一排窗户全部都改建成飞机窗户的模样，在当时算是非常前卫；顶层是高端消费的小厅茶座，50年代曾经被改建成托儿所，我父亲就在那里度过了幼年。广州人喝早茶喜欢从一大早坐到中午，把早餐和午饭都一次过吃下肚子。我是家里的独子，宠爱也体现在家人给我点的茶点上。广州的肠粉有斋肠、鸡蛋肠、牛肉肠、猪肉肠和虾肠，虾肠自然最贵，而我每周都能够吃到一碟好的虾肠。一般广州人出来喝茶几乎是一种社交活动，可能以聊天和家庭聚会为主要目的，茶点的需求反而不太重视。我看有些老人，坐在桌上几个小时，但来来去去就是一壶茶，和一笼叉烧包或者灌汤包。青少年长身体自然是无肉不欢，我吃完了虾肠，还要吃拳头大小的牛肉丸（干蒸）、蒸排骨、烧卖、凤爪……真正的广州地道茶楼点心味道清淡，酱油和调味料都不会过重，任何食材的不新鲜都能够马上吃得出来。祖父家乡来自距离广州不远的珠三角鱼米之乡顺德，对于鱼类食用的要求可以用“吹毛求疵”来形容，死的鱼不吃，煮得不够滑的鱼肉也不喜欢吃。在他更加年轻的时候，为了买到他最认可的鱼，还要亲自从广州长途跋涉回顺德买鱼，有一年还因为遭遇洪水把买回来的鱼都冲走了。
就像广州传统的审美观那样，广州的点心不追求鲜艳的颜色和浓烈刺激的口感，而是精致而新鲜，口感顺滑又不会没有滋味。尽管我吃的是肉类为主的点心，但它们一点都不肥腻。即使是咬进去满口肉的牛肉丸，也加入了陈皮，平衡一下味蕾。除此之外，凡是有肉的点心都有一点滑溜的其他元素搭配平衡着：虾饺有一层滑滑的水晶皮，烧卖也有一层薄薄的蛋黄皮；牛肉肠、猪肉肠和虾肠也就更加明显了，跟肉类齐放到嘴里的肯定是光滑半透明的米粉皮。点心做不了大餐，但肯定就像维也纳波尔卡舞曲那样，短小精悍。
就好像大部分的传统茶楼ArtDeco装修那样，老派广式点心趣味的精粹是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混合，是岭南文化开始与世界接轨的产物。“蛋挞”据说是从葡萄牙传来的食品，最初在澳门登陆，后来在广州茶楼的餐桌上落下了根。蛋挞的四边是松脆的皮，折皱就像欧洲中世纪贵族的衣领那样，中间是凝固的黄色啫喱状物体。据说在70年代，要吃上一碟大同的蛋挞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要排半个小时的队。
考上珠江对岸的高中后，我作为“河南仔”觉得更加写意：当时的“河南地”还有很多地痞小流氓，中学校园都被小恶霸渗透。来到了江的对面上学，我终于可以远离这些闻风丧胆的小恶霸了。高中的教学楼是岭南建筑大师林克明的杰作，高大洁白的罗马柱和阳台十分有气势，被同学们戏称“总统府”。“总统府”往北，是历史长达200年的十三行；向南是旧洋人租界沙面岛；往西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诞生的黄沙，往东则是我每天都必须仰望的长堤水岸。在“总统府”里我感受到了中国近代史距离自己是多么近，历史老师在课堂上提及的省港大罢工队列当年就在“总统府”门前走过……在广州特有的参天婆娑大树和罗马柱老楼里，在吃着大同的蛋挞点心时，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河南地”的魔咒。
然而，多吃到好的点心并不意味着高考成绩有所保证。2004年，我高考成绩不理想，不得不到广东西部一个海滨小城上大学。下了火车，再坐一个小时的颠簸国道来到了位于郊区的校园门口。天啊，“河南”的旧厂房和狭小的巷子已经够糟糕了，可是现在还沦落到一个三线城市的城郊！那个午后阳光下闪闪生辉的长堤也离我越来越远了！生于江边，我对水无比亲近，到现在却来到了一个小山冈下的郊区旁。我的第一年求学生涯无比痛苦，除了要适应没有隐私的宿舍生活外，还要治愈刚患上的皮肤和眼部过敏，每天的进食还要有各种忌口。尽管还是一个粤语地区的城市，这里的食材却截然不同，调味料和酱油都比我所习惯的老广州饭店要浓烈，配料也许更加多元，甚至有一丝张扬的味道。味道浓郁的炭烧海鲜和肉类尽管可口，却始终不是健康的食品。5元一餐的学校饭堂也就更加不用说了，仅仅能够维持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健康。
大学离家500多公里，我每半年才回广州一次，其余时间都在校园度过。我甚至没有到这座城市市中心闲逛的欲望，每天下午也就在周围的农庄田间小道跑步健身，把属于城市最好的记忆留给长堤。汗水洒在红色的泥土上，亚热带的太阳把自己的皮肤烤得黝黑。路边的牛粪在酷热的烤晒下变成了一块干枯的饼，塑料袋、汽水瓶和烟头被随便扔在草丛里，偶尔经过的土狗在草丛和干牛粪之间不断闻鼻子。校门口的摩托车总是在招摇地等待学生的进出，村民自己出钱修建的卡拉OK到了夜里传出唱歪调的歌声能够传出好几公里。这里没有民国老房子，没有雕花，没有白鹅潭水边的江风……从小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到这个地方生活。跟一个来自其他地方小县城的同学聊起詹天佑故居和沙面，他们往往一脸茫然；跟学校国道旁一个田边小商店的儿子聊起在沙面老洋房听爵士乐，对方基本上跟我没有共鸣。“这个城市人太作了！”这成为其他同学议论我的一句套话。
寒假到了，在期末考试完毕后我总是第一个收拾好行李，坐上城际大巴，数着腕表上的钟点看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广州。看着窗外，从粤西的田野丘陵，到珠三角外围的密集小河，再到特大都市圈外围灰色一片的厂房，从近郊进入内环路，城际大巴进入了水泥高架桥遮蔽的天空。
每次回程起码要足足八个小时，我原本的小世界从来没变得如此扩大，尽管这种扩大并非是我的意愿。回到家，皮肤又感受到傍晚江边吹来的一阵阵风。从阳台向北望去，长堤被新修的楼盘遮住了一大半，只有爱群大厦的尖尖在缝隙中露出来。夜幕来临，广州已经没有了以往那种紫色晚霞，爱群大厦不远处再往北，新的大厦正在修建，漆黑的新建筑主体让老建筑相比之下犹如一个侏儒。家里对面的工厂早已停业多年了，货船汽笛声也早绝于耳。街上下班的工人没了，老工厂变成了大排档，取而代之的是嘈杂的烹调和聊天，直到深夜。
第二天，家人为我接风洗尘，对于喜欢墨守成规的父母来说自然是要到江水对面的大同饮早茶。就好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样，年年岁岁曲相似，每年都是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波尔卡做主。跟家人喝早茶还是同样的点心：牛肉丸、肠粉、烧卖、蛋挞……在明亮的大厅、镶了反射玻璃的柱子和对着江水的落地玻璃窗前，那个500公里外的乡镇校园恍如隔世。喝完茶已经到中午12点半，街上的路人比往年少了，隔壁的饼店也没有开门。往年在酒楼门口还能在一个大报摊上买到广州出版的各种杂志报纸，到了这天却剩下了一个板凳。手推车运载着货物在拱廊之间穿梭，路上的方砖布满了灰尘。大汗淋漓的拉车工人在饭店门前穿梭，这座闻名遐迩的饭店大堂仿佛在他们的眼里并不存在，这条屹立了几乎90年的高大走廊仿佛只是他们每天辛苦劳动中必须穿行的通道。
从酒楼走到长堤的路上回望“河南”，在短短500米的距离内起码有三个参天大楼盘在崛起，以往平直的天际线突然冒起了三块大屏风。2004年是广州空气质量最差的时候，雾霾笼罩在整个珠江的上空，加上楼盘扬起的尘埃，抬头看着长堤像是一张泛黄的照片。
过完寒假回到学校，双眼慢慢好转。在一个初夏的中午，学校突然停电了。白云就在头顶翻滚着，深蓝的天空仿佛向远方无限延伸。我登上半山腰图书馆第五层，往窗外望去，赫然发现海岸线就在东方最远处，山下的校门口以及远处的村庄，天底下一切都那么渺小。这个仿佛能够直通天地的图书馆，瞬间成为一座圣殿。渐渐地我发现了这个地方的美，就像后山张狂的蔓藤那样，粗犷原始却非常广阔。“你在这里的经历，其他广州的孩子是没有的。”我身后的外教老师这样跟我说。
由于专业的关系，我认识了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外籍教师。直到最近，长堤一带的酒家依然是我款待他们做客广州的“会客厅”，只是长堤已经成为群楼包围下的侏儒。其中一位年长的德国女士最喜欢在大同喝下午茶，一边观看粤曲的演出。她虽然听不懂里面的任何台词，却很喜欢观察曲艺演员们的手指。“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曾经说过，欧洲戏剧永远做不到这么精致的手势，欧洲演员都应该把自己的手指砍掉！”她一边看一边感叹道。那天还是大年初一，所有的批发档口都没有关门，长堤背后的整个十三行都空了，建筑像积木堆砌出来的模型，只有两个百无聊赖的本地中年门卫在巷口看着两只家狗在玩耍，然后用同样谐笑的表情看着我跟一个白人老女人在空荡的大街上走。农历新年的太阳很快就下山了，从长堤到十三行，都好像缺少娱乐的老人那样在傍晚早早睡去了。抬头看到两旁的房屋，窗户漆黑，人们没有晾晒内裤衣物，一座座不同形状的罗马柱、雕花和木框窗户，让我们跨越时空走入了一个博物馆。我们走到人民南路和十三行路的交界，丁字路口立着一个洋人跟清朝商人交谈的雕塑。德国女士用苍老的手摸着洋人铜像的鼻子，在漆黑的街灯中尝试看清楚大理石基石上写的英文介绍。在平时，我是绝对不建议她抚摸这样一块暴露在街口的公共雕塑的，万一沾满了人们的口痰和呕吐物怎么办？还好，这里的手推车杂音和尿味在农历新年都完全消失了，漆黑掩盖了平日的污物和丑陋。
“下一次我还想带着我妹妹来参观！”这位德国女士这样说。我却暗暗地想，要是在新年之后再来，也许你会发现从天堂掉进地狱了。从“河北”走回“河南”到老师下榻酒店的地方，我们穿过了横跨珠江的桥，此时我想起了祖父说过的“河南”没有外国游客。面对我们的“河南”已经万家灯火，那几栋屏风一般的大楼盘好像是巨大的集成电路板，散发出色彩各异的光芒。连大榕树也有照明灯让路人看清楚树干的轮廓，江边散步的一家三口络绎不绝。这些在昔日“河南”堤岸上走着的小孩子，再也没有像我那样用憧憬的眼光看着对面的长堤。过了22点，爱群大厦的灯就灭了，对岸变得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