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岁的姜红军有了外遇。
按常理，五十二岁的男人已不再年轻。五十而知天命嘛，那些未曾实现的美好梦想，那些还没来得及实施的宏大计划，恐怕都只能让它们束之高阁了，毕竟天命难违啊。在小城襄南，市委规定，凡组织部管理的干部，男满五十二周岁，女满四十七周岁，一律退出现任职位，担任非领导职务，实现单位内部退养。这就是说，昨天你还是单位里不可小觑的一尊人物，形象高大，受人尊敬，可以庄严肃穆地发号施令；到了今天，你就变了，变成了一个形象猥琐的小老头，坐在一个角落里，退了，被人养起来了，就像又从人变回了猴。如果你还是那么旁若无人，那么养尊处优，就显得不识时务，甚至有些滑稽可笑了。
所以，牛春红感叹道，男人哪，是一样熄火样样都熄了火。牛春红是姜红军的老婆，她的话显然是针对姜红军来说的，却惹得大家好一阵笑。毕竟，把男人的性能力同他的官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在任何时候都不失新鲜。牛春红是在图书资料室外的走廊上同一大帮女同事说这句话的。那天雪晴，太阳很好，女同事们从图书资料室里搬出两张长椅子坐在走廊上晒太阳。作为一个没有全日制在校生的职业培训中心的图书资料员，牛春红的业务量不是很大。图书资料少，来借阅的人更少。倒是教务员张老师、实验员王老师等几个女同事喜欢到这里来。大家织织毛衣，说说闲话，打发掉无所事事、枯燥无聊的上班时间。姜红军当了中心的主任后，这种聚会就更加趋于常态化了，和领导的老婆在一起聊聊天总不至于挨批评吧。牛春红当然喜欢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女人就怕有感觉，有了感觉就胆气豪迈，胆气一豪话也就多了，话一说多感觉就更好了。其实，女同事们当时不过是在议论天气。冬日的暖阳把人晒得懒洋洋的，大伙儿在享受的同时就怀恨起了前几天的大雪。张老师说，那几天夜里太冷了，连电视都懒得看，早早就上床去焐被窝了。
年纪和牛春红差不多大的王老师说，被窝里也不热乎，半夜一觉醒来，下半截还是冷的。
张老师说，还是男人好，不怕你们笑，我一上床就挨着我老公，时间不长，两只脚就焐热了。张老师的老公是培训中心的吴副主任，也是领导，而且年轻。张老师的话也就没人笑话。
王老师感叹道，我们老头子老了，身上的热气也没了，不知道牛姐的姜主任怎么样？
牛春红就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他呀，官也当不长了，人也不行了。男人哪，是一样熄火样样都熄了火。大家伙儿就好一阵笑。
牛春红不笑，手里仍旧编织着一件毛衣。不笑不等于不高兴，牛春红心里正得意着，她鼻子里哼出的那一声已经透露出了她的优越感。毕竟，姜红军还是现任领导，单位里轻易没有人敢开他的玩笑，唯独她可以毫无顾忌。
优越只在内心优越，旁边的人可看不出，至少可以装作看不出。张老师说，就怕姜主任的热气都散到别处去了，轮不到牛姐你了。这话挺危险，既接近了那些沸沸扬扬的传说，又透出了几分促狭，甚至是幸灾乐祸。大家捏了一把汗，担心一星火花引发一场大火。
不料，牛春红浑不在意。他呀，糟老头子一个。不是吹，他有一分水，我也要榨出他十分油来。他还有那本事？她说完，众人就又笑了。
王老师说，是啊是啊，姜主任一心为公，身上的热量都献给了单位，温暖了我们大家。
众人一阵大笑，笑声就把灯下黑带来的诸如同情、惋惜、窃喜、愤恨等多种情绪清扫得一干二净。
当姜红军的外遇故事在单位内外广为流传的时候，其实他和朱云仙的关系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故事里叙述得有点根须的事只不过是姜红军最近的公务接待喜欢安排到云仙楼去。云仙楼的女老板朱云仙是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少妇，过去曾是姜红军的学生。姜红军每次喝多了酒，就在云仙楼休息。每次在云仙楼休息，都是由朱云仙亲自安排。有了这些事实，一切就足够了。编上一个两个黄色的、粉色的段子，材料绰绰有余。这些以一个即将卸任的领导为主角的段子，会毫无阻拦地流传，而且没有一个会传到主角的耳朵里。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向这位主角汇报这些消息的来由以博取这位日薄西山的领导的欢心了。这是人之常情。姜红军和牛春红一样听不到这些小道消息，也就意识不到危险。没有危险当然就依然故我。他的这种我行我素当然就更被认定为色胆包天。这就使得那些段子更显逼真，流传更远。
姜红军的官运不算太好，虽然起点比较高，发展却极为平淡。随着岁月蹉跎，他一直也没有干出什么名堂。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姜红军就是系学生党支部的副书记，学生会的主要成员。毕业以后，姜红军分配到省城的一个国有公司。正是提倡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年代，公司非常重视姜红军这种有学生干部背景的人。他的工作关系还没转正，就被任命为副科长。工作关系转正不久，科长也转了正。当了科长的姜红军在公司里风光一时。那时虽然还没有总经理助理这样的职位，但是公司一有大事，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领导出门，总要带上他，既是装点公司的门面，也是备位顾问。一切都好像预示着姜红军一定会有一个无可限量的前程。但他却没能凭借这一股东风一路升迁上去，而是在科长这个台阶上止了步。不久，他因故调回原籍襄南市，进入职业培训中心工作，当了一名老师，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不知是局领导考虑到他曾在大公司担任过科长的职务，还是中心确实需要一个业务领导，过了两年，任命他为中心的副主任。这一副就让他付出了近半辈子岁月。直到三年前，前任主任年龄“达限”，他才被转了正，算是恢复了他年轻时就曾得到过的正科级待遇。
很多时候，同姜红军亲近的人私底下一起议论人生啊、命运啊这些严肃的问题的时候，都要为他惋惜，惋惜他放弃了大好的前程，竟然回到了小城襄南。惋惜之余，有人就要问起姜红军原来所在的那家公司怎么样了。姜红军就告诉他们那家公司现在已变为实力雄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了。大家就更为惋惜。姜红军却笑而不言。总是要到酒酣耳热的时候，姜红军才说，你们应该知道，人的一生，追求不可太多。追求到手的东西有那么一样两样就够了，追求太多你的生命就承载不动啦。这话颇有几分哲学的意味，桌上的人就都点头称是。可是，仍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主儿问道，那姜主任，你追求到手的东西是什么呢？你们的嫂子牛春红啊。这次姜红军是脱口而出，且不顾周围的客人们多少有些讶异的眼神。他自顾自地将面前的一杯酒端起来一饮而尽，一副十分陶醉的样子。
其实，姜红军何尝不知道这些人在讥笑自己敝帚自珍的情结。他们总是以为，牛春红不过是一个跟着老公进城的农村妇女，既无知识又无水平。即使年轻时曾有些姿色，那也不过是明日黄花。由于赶不上时髦，不会保养，更无文化底蕴做支撑，那些艳丽早就凋谢殆尽了。要是这些人知道姜红军正是为了牛春红才从省城调回襄南，丢掉了繁花似锦的大好前程，还不知道要把他骂成怎样的傻逼呢！姜红军很想告诉这些人一句时髦的话，白天不知夜的黑。但他没有。他相信每一个有过奋斗挣扎的人都应该有过一段相同的历史，在那历史中，你生活艰难，人格卑贱，所有的一切都让你刻骨铭心。你不知道这样的时日何时是个尽头。这时候，有一盏灯点亮了你的黑夜，引领和陪伴你迎来曙光，打开了一扇新的生活之门。姜红军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么一盏灯，而他自己的灯就是牛春红。
姜红军从有记忆开始，就好像生活在黑夜之中。牛湾，襄南市西南最偏远的一个平原小村庄。即使在这样一个偏僻贫穷的地方，他和他的父亲姜有田也是另类。牛湾大部分人都姓牛，村干部也大都姓牛。村里虽然也杂有其他的姓，但总不至于同姜有田一样是湖南来的移民，外乡人。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老乡，连个熟人也没有。这样，你就只有接受唯有你才有的待遇了。作为移民，姜有田得到的唯一照顾是牛支书把村东禾场旁一栋废弃的工屋拨给了他。因为在移民途中，他的家具财产都随着一辆马车滑到江里去了。跟着掉到江里的还有他的妻子。姜有田带到牛湾的除了一个瘦骨伶仃的儿子，就只有一只骨灰盒，着实让人可怜。得到这间勉强可以容身但远离其他村民的旧工屋后，姜氏父子的其他待遇就乏善可陈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到牛湾村落户不久，姜氏父子的姓名就都改变了。
姜有田出工的时候总是被安排同几个“四类分子”在一起，虽然他的成分是贫农。比如挑粪，比如犁田，或者到外地去出水利工，都是些最脏最累的活。更有一样，每每村干部要临时抓个差，比如有紧急通知要赶夜路到公社去取，比如干部开会想打个牙祭，要到田野里去捉几只田鸡，挖几条鳝鱼，姜有田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住得远离村民，便于掩入耳目。他的成分也好，不会出现政治问题。还有一样好处是姜有田因为自己的湖南口音，别人难得听懂，怕惹人笑话，他也就少说话。沉默寡言，谁都能差使得动，这样久而久之，他就得了一个诨名，姜呆。姜呆叫开以后，人们就忘记他还有个真名叫姜有田了。
姜红军的名字倒是他自己改的。到牛湾小学上学以后，他沿用了他在老家湖南的名字，姜福生。姜福生在牛湾小学插班读三年级。“湖南来的”这种新鲜感在同学们中间一过，他就落到了他应有的位置。他是姜呆的儿子，老子的地位决定了儿子的地位。姜福生个子小。因为营养不良又没人照管，头上常有热毒，他也因此有了个诨名，福生癞子。牛湾村的小朋友在放学的路上喜欢玩游戏：官军抓小偷。大家都喜欢扮官或者军。谁扮小偷得抓阄决定。现在有了现成的一个，福生癞子永远得扮演小偷。福生扮小偷因为身体差，跑不快，总是很快就被抓住了。抓住了就被官军们按在田埂上一顿痛打。那是真打，小偷还不该打？打完了大家才心满意足地背起书包回家，留下福生癞子一个人哭哭啼啼走在最后。
姜福生对自己这个诨名深恶痛绝，他觉得自己的一切遭遇都是这个诨名带来的，他一心要改变它。冥思苦想了一个寒假，他终于想出一个好名字。姜福生想同学们最崇敬的是什么人？革命军人，红军，八路，解放军。对了，就叫红军。谁敢把红军同癞子联系在一起？又有谁敢让红军扮演小偷？更没有谁敢打红军。打红军的都是白狗子，没有谁自愿做白狗子吧。开学后，姜福生向学校写了份改名申请书。申请里写道，福生这个名字充满了封建腐朽气息，叫红军才能提醒自己要时刻牢记继承先烈遗志，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四年级的小学生有这样的政治觉悟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他的申请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批准。
改了名的姜红军果然如他所料，再没有人叫他的诨名，也没有人再让他扮小偷，更没有人打他。但同时，他发现再也没有同学和他一起玩了。他和父亲住在工屋里，本来就独门独户，远离村子，没有邻居，这下更是上学放学一个人独往独来了。做父亲的看出了儿子的孤独。红军，没人找你玩也好，多点时间读书，书读多了总是有好处的，姜呆对儿子说。
姜呆又说，老书上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哭（徒）伤悲。是说你小时候不读书，老了你哭都哭不出来，要后悔的。他似懂非懂地给儿子解释《增广贤文》上的话。
姜红军也似懂非懂地点头。但是无书可读，学校开门办学，老师们今天带着学生们给生产队除草，明天给生产队摘棉花。那就写字，姜呆对儿子说。呆人有呆办法，姜呆跑公社跑得多，晓得那些毛笔字钢笔字写得好的人都是理分头坐办公室的人。坐办公室的人当然是人上人。姜红军没有纸笔，连买油盐的钱也要从鸡屁股里往外抠，哪有钱去买这些。姜红军自己想出了办法，用削尖了的树枝在禾场上写。禾场上地方够大，树枝随处都有，这是天赐的纸笔。姜红军写字没有书法帖，只能按照课本上的字一笔一划地写正楷。每到黄昏，爷儿俩简单地吃完饭就来到禾场上，一个写字，一个蹲在碌碡上抽旱烟。姜呆看不出儿子的字写得好坏，但他可以看出字写得正不正，大小相不相一，笔划与笔划之间是否严丝合缝。姜果在老家的时候做过木匠，他是用一个木匠的标准来要求儿子的书法的。在父亲的“指导”下，姜红军感觉到了自己的进步，内心自然就形成动力，越写劲头越足。他利用了禾场上无人往来的优势，借助夜晚月色的光明，往往一写就是满满一禾场。禾场的土被树枝划松了，第二天一大早姜呆自然会赶着牛用碌碡重新碾平。因为写字，暗暗地点燃了姜呆内心深处对儿子某种不可名状的希望。多年以来，他总是觉得姜家千里迢迢迁徙到牛湾这穷乡僻壤，死了妻子，父子受尽凌辱，上天总要在适当的时机给予姜家某种补偿。有了希望就要加倍努力，姜呆的努力就是硬起脊梁骨让姜红军到东荆公社去读中学。读了初中读高中。姜呆自己则更加心甘情愿地被干部们东里西里来回支使。
那真是一段艰难的时日。上了中学，姜红军和其他同学一样要背米到学校作为口粮。姜呆没有那么多的米给他背，姜红军背到学校的粮食一半是米一半是红薯。姜红军没有钱买菜，两分钱一碟的素炒白菜也吃不起。经常是就着红薯吃米饭，既当了菜又填饱了肚子。至于穿着，也同样不讲究。裤子破了，姜红军就粗针大线地自己走一走，好歹算是不露腚而已。好在这时候恰逢教育回潮，学校有了较正规的教材，姜红军又迷上了做题目。苦于课本上题目不多，老师那里也没有多少现存的资料，姜红军要满足自己做题目的欲望，只能不断地把课本上的题目加条件、减条件、变条件再形成一个新的题目。这些题目有的能解有的不能解，不能解的姜红军就把题目再变形来解。别的同学在写大批判文章，在组织文艺宣传，在学工学农的时候，姜红军沉湎于自己所设计的游戏中不能自拔。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学校间或组织的考试中，姜红军都能拿第一，甚至于有个别老师还喜欢上了这个有些怪异的学生。但这对姜红军一点好处也没有，一张满分的试卷还抵不上一个半生不熟的红薯。幸亏姜家成分好，不然，姜红军就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姜红军最喜欢放假回家。回家就会有菜下饭，就可以不避人耳目，不浪费纸笔地借着月光在禾场上写字。一个同情姜红军的老师给了他一本行书字帖。现在，姜红军可以把写字和演算题目两件事结合起来做，既愉悦了身心，又什么也不浪费。写完了，他就自己赶牛拉碌碡碾平禾场，也不用父亲姜呆帮忙了。姜呆年纪大了，贪睡，起不了早床了。
姜红军的指路明灯出现在他高中毕业的这一年。高中毕业以后，姜红军回到牛湾村当了一个地道的农民。随生产队的社员们出过几天工，他就把写字、做题目的爱好丢到一边了。虽也不时有人找他帮忙刷几条标语，但他再也不把它作为爱好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有什么好处呢？还不是滚一身泥巴，流一身臭汗。连城里的同学也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可巧牛湾小学需要增添几名民办教师。这种机会，向来都是要留给大队干部子女的。比如刚刚初中毕业的牛春红，大队牛书记的女儿，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人选。其他干部有适龄子女的也次第候选。名单报到公社以后，牛湾大队挨了批评。这份名单里没有普通贫下中农子女，也没有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要知道全公社前一批刚淘汰的民办老师就都是些连汉语拼音和四则混合运算都不会的人。需要有真才实学的普通贫下中农子女，有人就想起了姜呆。姜呆这些年的任劳任怨没有白费。支委会上，有的说姜呆的儿子姜红军的字写得好，我们大队的标语都是他刷的。有了解情况的人说这小子在中学里成绩总是拿第一。贫下中农的子女只有放在这种人手里受教育才让人放心。最后牛支书拍板将姜红军作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上报，姜红军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成为了牛湾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
当了民办教师的姜红军扬眉吐气。学校有食堂，食堂里的伙食比他在家里吃的强多了，老师是小灶嘛。吃得好了，人就有精神。为了更精神，姜红军甚至借钱做了一身蓝竹布中山装，买了一双力士鞋。这么穿着起来，姜红军觉得自己真有了一个老师的派头，上班下班走起路来挺胸量格，俨然一尊人物。姜红军的自我感觉显然过于良好了。全校老师不到十个人，却分为两派。姜红军算是新进派。新进派都是同时进学校工作的，但他们并不接纳他。其他几个都是干部子女，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去打个乒乓球、羽毛球或者聊个天什么的，从来不邀请他。元老派对新进派敬而远之，唯独对姜红军，他们都喜欢在他面前摆资格，支使他干点这，干点那。所有的人请假需要人代课时，第一个被想起的人就是姜红军。带学生开门办学的带队老师一定是姜红军。每天打开水做公共卫生的也一定是姜红军。在所有人心目中，姜红军就该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姜呆，而不应与他们为伍成为一个体面的老师。所有人中最不喜欢姜红军的是牛春红。牛春红是学校年龄最小的老师，却是新进派的中心。除了因为她父亲是牛支书，还因为她人长得漂亮，皮肤白皙，杏眼桃腮。漂亮的牛春红认为自己不久的将来是一定要生活到城里去的。去城里的办法很多，比如招工，比如当女兵，还有推荐上大学。她相信总有一个好机会在等着她。所以，她瞧不起乡下人，特别是打扮土气的年轻乡下人。她自己通常只穿绿军装，她认为只有绿军装才能体现城里人的气韵。姜红军第一次穿中山装来校上班的时候，她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不管穿什么，还不是个乡爪子。全办公室里的人都听到了，姜红军也听到了，但没有任何人表示什么意见。从那天起，只要姜红军从牛春红的办公桌旁经过，她都要有意无意地哼一声，就像姜红军是刚挑完大粪，还没来得及清洗，身上充满异味一样。
越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就越想亲近，可见人是贱虫。姜红军也一样。尽管牛春红一点都不喜欢他，他却觉得牛春红所拥有的一切尽善尽美。比如她乌黑的齐耳短发，衬托出她惹人怜爱的杏眼桃腮。比如她身穿的绿军装，肥大的裤腿和卡了腰的上衣勾勒出她体态的婀娜。还有她的那些小动作，用叠好的手绢一点一点地揩脸，下课后用自备的香皂洗手，拿东西左右手都喜欢翘起一根小指头……这些都显现出她的与众不同。她喜欢同元老派言词犀利地争执，喜欢同新进派聚在一起高声谈笑。她的姿态是那么高屋建瓴甚至雍容华贵，就是她常喜欢对着姜红军哼出的那一声也无意中显露出了她的高贵，凛然不可侵犯。事实上人人都喜欢牛春红，有谁能同自己美好的感觉作对呢？唯有姜红军，自同事以来，他甚至没有单独和牛春红说过一句话。姜红军也竭力在牛春红面前表现。他的拿手好戏是写字和解题目，但这些有什么用呢？牛春红连看都不看一眼。牛春红经常有事要向学校请假，姜红军总是自告奋勇地给她代课，牛春红同样置若罔闻。姜红军给全校老师都代过课，为什么就单单要牛春红心存感激？更何况，姜红军能够当上民办老师，还不是牛春红的父亲牛支书的一句话？不然的话，他就真的只能到生产队挑一辈子大粪。多帮忙代几节课算什么？算报恩？牛春红的态度，姜红军丝毫不放在心上。他照样按照自己的方式趋奉着牛春红，比如为了给牛春红擦办公桌椅，就不惜把办公室所有的桌椅全擦上一遍；比如看见牛春红就要下课了，就去泼掉公用脸盆中的脏水打来一盆干净水供她洗手；再比如不声不响就把牛春红没改完的作业给她改完，怕她反感还得顺便帮别人也改上几本。姜红军像一只飞蛾，面对着窗玻璃，以为是看见了光明，一个劲儿地把自己撞得粉褪肢残，折戟沉沙。
姜红军这种寂寞中的无望追求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冬天，情况没有丝毫改变。突然有一天，学校来了几个下乡知识青年，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他们指名要找姜红军。对于下乡知青，村里的回乡知青们向来不与他们为伍。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打扮新潮，不好好劳动，还喜欢打群架。现在，他们只找姜红军，以回乡知青为主的老师们就乐得眼不见心不烦，对他们敬而远之。下乡知青们也很知趣，只是向学校借了一间没有门窗的旧教室，搬了一块黑板。据说是在一起复习数理化，准备参加高考。大概是旧教室里太冷，几个知青搬来一些干树蔸，在教室中间燃起一个火塘，大家围坐在火塘周围复习讨论。路过旧教室的师生们听到最多的是姜红军的声音，好像他是这几个知青的辅导老师。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边议论边感到好笑，他们不相信平时调皮捣蛋的下乡知青们会考上大学，而且他们的辅导老师居然是姜红军，这岂不是儿戏？国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高考了，这次的高考是怎么回事还两说呢。由着他们吧，让他们在破教室里烤火总比他们去偷鸡摸狗强。
姜红军的指路明灯就要点亮了。春节刚过，牛湾小学开始上班，老师们忙着做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天上午，那群知青突然又来到了学校。一到老师办公室，他们就把姜红军抬了起来，一直抬到学校操场中间，然后大家一起用力把他抛向空中，一边抛一边起哄，接住，然后再抛向空中，如此反复。大伙儿和姜红军都累得气喘吁吁才停手。众人七嘴八舌，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们中间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姜红军辅导有功，他们要慰劳他，让他到村知青点去喝酒。姜红军身不由己地就同他们一起去了。望着仿佛逐浪而来，倏地又挟持着姜红军呼啸而去的知青们，听到他们带来的振聋发聩的消息，老师们惊诧莫名，议论纷纷。直到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姜红军才东倒西歪地在两名知青的搀扶下重新回到学校。他酒气熏天地趴在办公桌上就再也扶不起来了。两名知青并不离去，坚持要等姜红军醒来答应帮他们辅导今年秋季的高考。众人正没主意，牛春红从办公桌后站起来，指着两个知青说，你们真没人性，明知道他从未喝过酒却让他喝成这样。这么冷的天你们让他趴在办公桌上受冻，还要他为你们辅导，他要病倒了怎么给你们辅导？两个知青面面相觑，听凭她指责。后来，她安排两个知青把姜红军扶到学校门卫的床上躺下，盖好被子，自己则打来热水，为他擦了头脸，然后大家才离去。姜红军在睡梦中竟丝毫不知。
姜红军一觉醒来，世界发生了变化。这天照例是姜红军第一个到办公室。他照例从食堂打来开水后开始打扫卫生，正忙着，牛春红进来了。姜红军，你出来，我找你有事。姜红军不相信是牛春红在叫自己，他手里提着扫帚抬起头来，望了望牛春红。牛春红穿一套草绿色的军棉服，脖子上围着一条鲜红的围巾。她不理会姜红军的迟疑，一转身就走出了办公室。姜红军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也走出了办公室。牛春红并不招呼身后的姜红军，径直穿过操场，站在篮球架下。姜红军不敢走得太近，远远地站在投篮线附近。牛春红指一指姜红军手上仍提着的扫帚说，你就这么点出息，准备在牛湾小学打扫一辈子卫生？
牛春红说，你可以辅导别人考大学，想没想过自己也去考大学呢？
姜红军说，我，我我我……他张口结舌。
午春红说，你可以考上大学，我相信你。牛春红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办公室走去，丢下姜红军一个人站在操场中间发呆。他手里兀自提着那把污秽不堪的扫帚。
一整天，姜红军像是遭了雷击一样，懵里懵懂。好在他平日里沉默寡言惯了，没有人去理会他。到了傍晚放学以后，牛春红又叫住了他。这次她没有领他出去，老师们都下班了，办公室里就他们两个人。牛春红走到姜红军的办公桌前，拉了一把椅子坐下说，姜红军，你考虑好了吗？
考虑什么？
考大学呀！
想是想，可是我……
想就行，别的你都不用考虑，什么报考呀体检呀，村里同不同意呀，上学后的生活费呀，上学后你父亲怎么办呀，一切有我，你只管复习就行了。
姜红军张大了嘴。他没有想过要考大学，更没想到要上大学还有这么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他只是看着牛春红不住地点头。
牛春红说，你同意就好。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姜红军，这是学校食堂柴房的钥匙。今天下午，我已经让他们把里面的柴全部搬到那间旧教室里去了。打扫了卫生，安装了电灯，床铺桌椅也搬进去了。你今天就回去把铺盖行李取来，以后潜心在里面复习。你和你爸住的那屋里没有电，不方便。
牛春红见姜红军呆呆的样子，又问了一句，听见了吗？
听见了，姜红军答道。
牛春红站起身来，背上一只军用挎包，围上围巾，自顾自地走出门去。姜红军也站起身来，远远地跟在她的身后。他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望着那鲜红的围巾在早春的寒风中不断飘舞，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这团火烧得姜红军不知所措。第二天，他又是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天。他坐在办公室里，过不了一会儿就偷眼看一看牛春红。牛春红浑不在意，在办公室里进进出出自由自在。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下班，姜红军回到了柴房。他不知道该不该回家，如果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牛春红，该对她说些什么。天色渐晚，姜红军拉开电灯开始批改作业。还没改上几本，就听到有人敲门。姜红军起身打开门，牛春红提着一个饭盒走了进来。来，快趁热吃了再学习。牛春红打开饭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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