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洲你好啊！真是想念你啊！”爱娜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迎接出来：“今天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我也是好想你啊！”余洲与爱娜紧紧拥抱：“让我好好看看你，嗯，你的相貌还是那样、没有太大变化，只是……” “只是我的头发全都白了，我老了。”爱娜拍打着拥入怀中的余洲的后背：“你倒是还不怎么见老啊，哈哈哈哈……” 这两位姐妹似的老同学一直在那里哈哈哈相拥阔谈，只把我和钟师傅两个旁观者晾在一边。“快快进门坐下聊、坐下边喝茶边聊吧！”是钟师傅的提示唤醒了那两位老姐妹，爱娜松开搂抱着余洲的双臂，与我热情地握了手，然后引领我们夫妻进了客厅。 六、七个平米的客厅，正中摆放着可供六人围坐的长方形餐桌，另一端还矗立着冰箱，冰箱旁边还有一张写字台，台子上搁着电视机及电脑，整个客厅也就显得十分拥挤。客厅的南端是两间十一、二个平米的卧室；北端有简易厨、卫各一间。全套居室的实用面积也就不会大于五十平米。 “这东首的一间是我母亲居住。”爱娜介绍着。听见外面有动静，爱娜妈妈——年逾八旬的退休老教师起身招呼造访的客人。 “阿姨你好啊！”余洲和我同时请安，接着余洲说：“阿姨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余洲，小时候我和爱娜是鲁迅小学的同班同学。那时爱娜是组长，每天放学后，我们小组全体同学都要到你家来做回家作业的。我那时住在龙山直街114号，你们家那时是龙山后街1号。” “记得、记得！”老人家非常随和地圆场，但她的表情显然透着几许迷惘：“我上了年纪了，不中用了。”老人家的心态却清晰地展现在那与世无争的脸庞上。 “这西边的房间就是我们夫妻的卧室了。”爱娜介绍的时候，钟师傅已经为余洲和我沏好了龙井茶。由于没有看到烟灰缸，我弱弱地征询：“在这家里可以抽烟吗？”在得到明确的许可后，我掏出自带的烟卷。钟师傅则找了个一次性杯子、注上水，权作烟灰缸。我于是明白，平时这家人中是没有吸烟者的。可是，钟师傅还是很快就从卧室里摸索出一包没开封的软中华，并即时启封让我享用。这让我一时真有点手足无措，因为我了解到爱娜退休前好多年就一直在家病休，好不容易熬到退休她的退休金也只有两千来块；而钟师傅还要再等四年多才能享受退休待遇，他现在的身份还是下岗工人。这样的经济状况，还要隆重地款待我们，我是实在于心不忍哪。 话题又回到头发上来，余洲对爱娜回忆说：“小时候我们女生都时兴留辫子，到三年级时，我俩的辫子都垂到腰部了。你现在的头发倒还没有全白，只是白的多黑的少而已，那是因为小时候头发又黑又粗的老了容易早白，而我小时候是典型的黄毛丫头，头发黄不拉几的且稀疏，所以我现在还是白的不多。” “你还记得那时扎辫子的事情？”爱娜显然被勾起往日的记忆：“由于我父亲是早年参加革命的新四军老战士，母亲又是教师，因此我家那时经济条件较好。于是我就赶时髦购买了红丝绸带，在辫子下端妆饰出两个漂亮抢眼的蝴蝶结。” 余洲当然记得，那时她曾十分羡慕爱娜的蝴蝶结。虽然余洲父亲也是老革命、母亲还是地质队医生、家庭条件也不差，但对于扎丝带蝴蝶结那样的奢望，余洲还是不好意思向家长开口的。于是，余洲就尝试着向好姐妹求助：“能不能将你的蝴蝶结给我用用？” 爱娜这回实在也是舍不得，她破天荒地首次以沉默状代替了拒绝。直至文革开始，因为躲避动乱，余洲即将与父母举家迁往福建。临行前，好多同学都来送别，有的给余洲送来发卡，有的送来活页夹……作为告别留念。那天晚上很晚了，爱娜步履姗姗地来到地质队家属院，她含情脉脉地说：“余洲啊，我的好同学！我还是把这对红丝绸带的蝴蝶结送该你留作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