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军
这个公园在我们郑州西郊，最早是一位冯姓军阀埋葬阵亡将士的墓地，解放以后才改建成了劳动人民消闲娱乐的场所。
有个头发灰白、勾肩偻背的临时工，负责打扫全公园的道路和公厕，人们都管他叫老高头。没有人能说得清老高头是什么时候来公园的，在人们视力可及的记忆里，老头似乎就已经在这儿了，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一直就在这里。
老高头早先住在公园偏僻角落的一间小屋里，那是间用砖头和泥水搭盖的临时屋，除了住着老高头外，还堆放着老高头的洒扫和掏粪工具。更准确地说，它首先是一间堆放工具的仓库，老高头则是沾了这些工具归他管的光才得以住在这里的。那一年夏秋之交，郑州地区下了整整一礼拜的大暴雨，降雨量据后来报纸介绍说在有据可查的历史上数第二，整个城市在雨后变成了一只浮在水上的破船，许多房屋都被积水浸泡得瘫痪了。老高头的这问小屋本来就是凑和而成的，可想而知它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自然也未能逃脱房倒屋塌的厄运。换言之也就是在这次大雨之后，老高头变成了一个无处栖身的人。无处栖身的老高头万般无奈，给公园里的一个饲养员提了两瓶酒，由这个饲养员安排住进了一个关动物的笼子里。
那时候我们郑州还没有专门的动物园，但是几个公园里都豢养有各种动物供人观赏，等于就是后来郑州动物园的前身。比较大型的动物，譬如狮虎熊罴之辈，当时都分门别类关在一种“田”字形的笼子里。笼子的后两格儿是耐火砖砌成的巨大洞穴，分别供雌雄动物躲避风雨，前两格儿则是钢筋焊成的露天笼子，以便游人能够真切地观赏这些动物。而故事也就是由此发生的。那时候的社会还没像现在这样，正有意识地朝着福利社会转型，现在的安居工程这类的新词那时候都还没有，没有住房的人们只得自己想办法。而就职于这个公园的没房住的人们，想出的办法现在人都会觉得耸人听闻。就是以贿赂饲养员的形式，住进原本属于动物的耐火砖洞穴里。那时候人们逛公园，经常可见动物笼子四周到处扯着电线晾着衣物，就是这些人们在此安家落户的证明，说明在当时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而老高头现在也成了这些居民中的一人。
饲养员给老高头安排的这个笼子是关大猩猩的。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这儿原本分关着一雄一雌两只大猩猩，而就在老高头小屋坍塌的前几天，雌猩猩恰巧得了一种无名堂的病，兽医把能用的法儿都用了也治不好，担心这种怪病会传染另一只雄猩猩，建议公园对这只雌猩猩实施安乐死，这样一来“田”字格儿的一半便空了出来，正好可以用来住个人。老高头将他的家当和工具搬过来时，恰逢饲养员用铁链子锁了雌猩猩往外牵，结果被他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隔壁笼子里高大孔武的雄猩猩，仿佛不愿它的同类被牵走似的，挥舞双拳、嗷嗷怪叫着扑上来，将隔离的铁栅栏摇得乱响。而雌猩猩似也明白人们要把它往哪儿牵一样，左冲右突、穷凶极恶地挣扎着，想回到雄猩猩那里去。饲养员一只手用力拽拉着铁链子，一只手挥舞树枝恫吓着雄猩猩，顾得了头顾不了腚，模样就像俗话常说的十分的狼狈。最后费了小孩吃奶的劲儿，好不容易将雌猩猩拉出笼子锁了铁门。却不料猛然间，人们听到一声震耳发聩的巨吼。只见笼中的雄猩猩仿佛激怒了似的，抡圆了两只巨大多毛的巴掌，擂鼓一般“哐哐”猛打自己胸膛，而笼子外面的雌猩猩也两眼通红，犹如响应着什么似的，双掌左右开弓地“哐哐”拍击着自己的胸膛。老高头以前从不知道大猩猩是如此刚烈暴戾的动物，一时间竟目瞪口呆地僵在了那里。
老高头和大猩猩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老高头移民到这里的头一天，就用清扫道路时捡来的硬纸板，将隔离在洞穴和铁笼间的栅栏全部封死了。由此可见，尽管这时他已与大猩猩成了事实上的邻居，但内心里对这个邻居的态度却是井水不犯河水。想与其保持一种“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它人瓦上霜”的关系。但是事实很快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就在老高头住到这里的当夜，正在睡梦中的他猛然听到一声拖长的曲折的哀嚎，那腔调就像戏曲中寡妇哭丧一样的难听。好半天他才意识到这嚎声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隔壁大猩猩的风箱似的胸膛。这只大猩猩在深夜里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突如其来地嚎叫起来，声音如哭如诉、游来荡去、经久不绝，惹得公园里的狮虎狼猿们也此起彼伏地叫啸着、呼吼着、哭嗥着、悲啼着，将秋夜渲染得又寒冷又空旷。老高头从前居住的小屋在公园偏僻角落里。他从未如此贴近地听到过兽类的嚎叫，凄厉刺耳的声音搅扰得他整整一夜没睡好觉。
如是情形持续了好几天。几天之后老高头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大猩猩所以彻夜嚎叫完全是饥饿所致，而导致大猩猩饥饿如此的原因非它，却是饲养员将公园配给这个动物的水果扛回了家。这天黄昏老高头看到下班回家的饲养员车后又带着个篓，嘴上没说心里却这样想：“兽儿们被关在笼子里，就像人被关在大牢里一样，这人克扣它们口粮，就等于是克扣囚粮咧，这事儿做得可是亏心咧。”不由得对无辜的动物生出了几分同情。正是出于这种同情心理，老高头在做晚饭搅面汤时多添了一碗水，将多出的这碗稀汤给这个邻居送了去。老高头原以为他吃得惯的东西大猩猩不一定吃得惯，但是这只大猩猩显然已经饿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不仅吃了，而且吃得就像俗话常说的狼吞虎咽，恨不能将饭盆都囫囵吞下去。结果预料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这天晚上大猩猩安静得像个懂事的孩子，整个夜晚就像俗话常说的一夜无话，老高头自从住进这里后头一回睡了个踏实觉。
自此以后老高头多了个习惯，每天傍晚搅面汤时，都像家里要来个客人似的，往锅里多添一碗水。而自此以后大猩猩也多了个习惯，无论天色有多晚。都要喝了老高头的汤才肯去睡觉，否则就像有什么心事未了无论如何睡不着。如此这般了一段时间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这天半夜老高头睡得正酣着，猛然被一阵“乒乒乓乓”声惊醒了，只见封挡在他和大猩猩之间的硬纸板。不知被什么东西拍打得乱颤抖，还没容他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儿，硬纸板已被“嗤啦”撕扯下来一大块，一只多毛巨掌愤愤然从窟窿里伸了过来。老高头这才想起来这天晚上忘给大猩猩喂饭了，而大猩猩如此急头怪脸很显然是在提醒和责怪他。明白了这一点老高头心里不由得乐开了。这事儿虽然不是很大，但对老高头和大猩猩却很重要，说明他们的关系已从这一刻起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们已从各不相干的陌生人变成了不分你我的一家人。只有彼此将对方视做一家人，才会省略不必要的客套和客气。
老高头原来这么认为。他和大猩猩的故事将以这样的节奏不紧不慢一直叙述下去。就像一条河流会以它固有的节奏一直流淌下去一样，中间不会发生任何停顿、间断和休止。却不料现实生活与他的这个想法相去甚远。
时间转眼到了这年的冬天。在这年的冬天里，我们郑州和日本的福冈市结为了友好城市，先是我们的市长访问了福冈，很快福冈市长也要回访我们郑州。那时候对外开放这样的
口号才喊出来没多久，我们郑州这地方还难得一见像回事儿的外国人，所以从上到下都把日本人的这次来访视做一件很大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个好传统，那就是从不以窝窝囊囊的面貌迎接客人，而总是要把自己从里到外收拾得体体面面的，具体到我们郑州也不例外，因此治理脏乱差便成了我们郑州人那年冬天里的首要工作。
对这项工作抓得最紧的就是我们郑州西郊这个公园，因为来访的福冈市长届时将向公园赠送他们的市树，也就是说这些日本人很可能哪儿都不去但这个地方却已经肯定了要去。这个公园的头头为此专门开了一个会，责成下面清除一切脏乱差现象，并制订了严厉的奖惩措施，这使得整个事情看起来已不像是迎接客人，而更像是如临大敌。这个会开到最后忽然有人问，咱们那么多职工穴居在动物笼子里，这种情况算不算脏乱差。这个情况头头以前不是不知道，但正因为见得多了反而熟视无睹了，现在被人一问一下子问出了一身冷汗——人类经过千百万年的艰难进化，好不容易才走出了洞穴蜕脱了兽性，现在又回到动物居住的洞穴里，岂不等于又倒退到了千百万年以前了么?这要是让日本人看见了。不是在外国人面前把咱们的人格国格丢完了么?这个头头这么一想，不由庆幸幸亏这事儿发现得早。当即将此做为整个工作的重点，限期下面予以坚决清除。这次会议结束时，外面下起了这年冬天第一场雪，雪絮犹如纷纷扬扬的纸钱一般。很快为整个城市披裹上了孝衣素缟。这个头头见此情景，激动得张开双臂面对苍穹，连呼了几声阿弥陀佛。一场及时雪，将这个公园里一切不堪入目的东西都装扮得如纱如玉般洁白。
当这场持续数天的大雪终于告一段落时，公园一班领导在头头带领下，对清理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正是在这次检查验收中他们发现，所有住在笼子里的职工迫于压力都搬走了，只有一个叫做老高头的临时工没有搬。
老高头没搬不是不想搬，而是实在没地方可搬。
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老人，在这个城市里一无亲二无故，就连赖以生存的这份工作都是临时的，你让他往哪儿搬?不用说一般人也会这么想。
但是这个公园的头头却没有这么想。由于这时全公园就剩了老高头一个穴居人，这个头头很自然地将他认做了一个钉子户，将他的无处可搬理解成了顶着不搬。一个小小不然的『临时工，竟敢无视雇用他的单位的约束，就如同这个单位于他来说不痛不痒似的，可想而知将这个单位的绝对领导气成了什么样。这个气呼呼的人二话不说来到笼子前，就像训斥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训开了年纪跟自己爹差不多的老头。激动使得他忘记了遣词造句，想起来什么说什么，但是归纳起来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责令老高头立刻搬走：“你是人不是兽你明白么?这铁笼子里是你住的地方么你就只管住进去了?做为一个人你连最起码的自尊心都没有了，说起来也是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不是我骂你你也太不像话了!”
老高头，一个扫地掏粪的临时工，一个可有可无的老百姓，可以说一辈子都没有一个当官的正眼看过他，这时却被如此之大的一个官当面指骂，可想而知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被吓得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很可能正是老头可怜巴巴的模样，使得两个旁观的人终于看不过去了。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但由于多是这个公园的职工，而站在中间乍乍呼呼的却是他们的领导，所以只敢在下面小声议论，而不敢站出来说句反话，最后站出来的只有这两个不相干的人。这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他们是到银装素裹的公园里照相玩的，无意间看到了发生在这里的这一幕，越看越觉得太不像话了，管闲事儿地指责这个公园的头头：“他不就是住错了地方么，又不是错上了贼船，至于你发那么大的火么?人和猩猩几百万年以前没什么区别，都是爬着走路的动物，只是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一部分进化成了会思考有感情的人，一部分退化成了不会思考没有感情的兽。我们这话你明白么?其实区别人与兽的办法很简单，有感情有同情心的才是人。没感情没同情心的则是兽。”
年轻人的本意当然是想帮助弱小者，但是没想到如此一来反而将事情复杂化了。这个头头很可能在外面算不得什么官，但在公园这一亩二分地里却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即使说错了也从未有人跟他犟过嘴。现在却被人当着一个临时工的面说三道四，一时间被气得脸都不怎么像脸了，而更像是一块烧焦了的木头。但是他的怒气并没有指向不认识的年轻人，跟这种人只会越纠缠越麻烦，而是更加集中地宣泄在了老高头身上，就像俗话常说的不恼杀人的只恼递刀的。这个怒不可遏的人几乎是指点着老高头的鼻子道：“最后再对你强调一次，你给我立刻搬出去!我把丑话说前头呵，今天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要么你自己主动搬走，要么我开除你再找人替你搬走，怎么合适你自己看着办吧。”就在头头说完这话准备离去时发生了一点儿意外，正是这个意外使得矛盾彻底激化了——
意外是铁笼子里的大猩猩制造的。本来人们互相争执的时候，大猩猩一直无动于衷地坐在角落里，像个局外人似的旁观着这一切。但是当头头的喊叫声越来越高，终于高到尖锐刺耳的程度时，这个动物仿佛决定不再旁观了似的，将大脑袋扎进褐色多毛的腿裆里，不知干了些什么勾当，然后摇摇摆摆站起身来，向着叫喊的人走了过去。因为大猩猩是面带傻笑走过来的，头头还以为这个笨拙的动物是在向他表示友好呢，便也笑呵呵地迎了上去，其情景就像电视新闻中的白人国家元首亲切会见黑人国家元首。但是就在他刚刚走到栅栏前，尚未来得及与之握手言欢时，对方的笑容刹时不见了，还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一片黄雨已从这个动物口中喷射而出，他像躲闪不及迎面而来的一辆洒水车似的，被淋了满头满脸。猝不及防的头头呆立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温热臊臭的黄色液体不是别的，而是大猩猩的排泄物。意识到这一点的他表情立时僵化了，瞠目结舌了半天之后，几乎是恶狠狠地抹了一把脸，一句话都没说扭头便走。头头此刻的一言不发，其实比之此前的大喊大叫更危险。老高头和大猩猩的故事结局就这样被决定了是悲剧。
老高头是在这天黄昏时候走的。正如头头威胁的那样，他是被人驱逐而走的，驱赶他的是保卫科的几个年轻人。这几个年轻人都是刚参加工作不久，不管什么时候走路都是横行，他们就像电影里面破门而入的大兵似的，一些人将老头推推搡搡地赶向门外，另一些人则将老头的盆盆罐罐扔到了雪地里。
老高头虽然辛苦劳累了一生，腰身早早地就佝偻了下去，但因为一生干的都是力气活儿。身子骨看上去一直很硬朗。而此刻却由于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变得目光呆滞动作迟缓，脸上的褶皱更多更深了，腰身也佝偻得更弯更低了，仿佛眨眼间苍老虚弱了很多。
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走出住所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后面扯住了他，就如同衣角被树枝荆棘挂住了似的。他用力挣了两挣却没挣开，回头一看，竟是大猩猩隔着栅栏抓着他的棉袄紧紧不放。老高头在心里咕哝了一句：“我的
爷，你就别给我添乱了!”双手使劲一拽，将棉袄从这个动物的掌中夺了出来。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画面犹如闪回一般重新出现了。人们听到了一声凄绝惨绝的哀嚎，这嚎声来自大猩猩风箱样的胸膛。只见这只大猩猩仿佛受到了什么伤害似的，一声接一声哭腔哭调地嚎叫着。两只巨大多毛的巴掌左右开弓“哐哐”拍击着自己的胸膛，望着老高头的眼中充满了乞求和哀怨。
老高头觉得脑袋“嗡”地响了一声。直到这时，这个老人方才反应过来，原来拍打胸膛这个动作，是大猩猩之间彼此安慰、彼此依恋、彼此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直到这时。这个老人方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只大猩猩在挽留他呢。原来就在进化了的人们一心只想把他赶走的时候，退化成了兽的大猩猩却在掏心窝子恳求他留下来呢。老高头的喉头刹时哽咽了。这个看起来苍老虚弱不堪的人，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嗤啦”一声撕开了外面的棉袄，撕开了贴身的布衣，裸露出了瘦骨嶙峋的胸膛。他在人们瞠目结舌的注视下，也像大猩猩似的抡开双拳。左右开弓拼命捶打着自己不堪一击的胸膛，边打边用哭一般的嗓声对这个动物道：“我的伙儿呵，我对不住你!我尽让你喝面汤，不给你屹馍馍。我不是人，我是个兽，我不如兽……”“伙”音“怀”，在我们郑州方言里是朋友的意思。
老高头转过身来时，混浊的泪水已经流得满脸都是。
泪流满面的老人就这样走进了风雪里。谁也不知道他最后去向了何处。
这不是一篇杜撰的文章，而是我亲见亲历的故事。故事中管闲事儿的男女年轻人非他，正是我和我现在的妻子当年的女友。正如故事中所讲的，其时我们是到雪后的公园里拍照的，没想到目睹了发生在冰天雪地里的这一幕。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但因为大多数都是这个公园的职工，而站在中间乍乍呼呼的却是他们的领导，所以只敢在下面小声议论，而不敢站出来说句反话。不过正是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补充了这个故事中我看不到的那一部分。很久以来这个故事就像烙印在我心上的一块伤痕，每每触及都会令我感到说不出的怅然，我原以为它理所当然地，也会在更多人的心中凿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迹，然而令我难过的是，当我为了撰写此文，于几天前重新寻访故事发生的地方时，那里竟早已物是人非。早在几年前我们郑州便在东北郊建了专门的动物园。原来散落在各公园的动物都已被集中到那里，当年豢养这些动物的笼子也已拆除得一干二净，改建成了由私人承包的儿童游乐场所。而这个公园里的职工更是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这些人里有一部分甚至是在动物笼子拆除以后才来的，他们简直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儿曾有过一个被唤做老高头的临时工。总之。这个故事仿佛完全湮没在了时间的沙尘里，除我之外已经再也没人记得它了。这使得我的心情不由得更加惆怅，而这也正是我要把这段往事记录成文的原因——那些大人物自会有历史来记住他们，而我的责任却是让人们永远也不要忘记，这世上还有许许多多自生自灭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