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的记忆实在太脆弱了，很容易受到所谓“粉碎过程”（shredding）的影响。在我们生命的头几年里，我们在海马体中一个名为齿状回（dentate gyrus）的区域制造了大量新的神经元，它们会在我们的余生里不断生长变化，只是速度大不如前。多伦多儿童医院的神经科学家保罗•弗兰克兰德（Paul Frankland）和希娜•乔瑟琳（Sheena Josselyn）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这种名为“神经发生”（neurogenesis）的神经元生长过程，实际上会打乱已有的记忆回路，造成记忆丢失。
我们的记忆还可能发生扭曲。或者因为他人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记忆，或者因为你获得了新的信息——特别是当新信息与已经储存在我们头脑中的旧信息十分相似的时候。比方说，你新认识了一个人并记住了他的名字，但之后你又认识了另一人，而他的名字跟之前那位十分相似，于是你就搞不清第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当连接神经元的神经突触因为长期不用而退化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就会丢失。鲍尔告诉我：“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提取过这些记忆，那么神经突触就会去处理别的东西。”
当孩子渐渐长大，他们的记忆就不再那么容易受到“粉碎”和“干扰”了。我们带入余生的大多数稳固记忆都是在所谓“回忆高峰”（the reminiscence bump）时期形成的。那是从15到30岁，我们投入大量精力探索一切，试图搞明白自己究竟是谁。按照鲍尔的说法，我们在此期间经历和遭遇的事件、文化和人物，将会陪伴我们度过一生，甚至会让我们的现在显得黯然失色。那时候的电影是最好的，那时候的音乐、时尚、政治领袖、友谊和罗曼史也是最好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但也总有人能记住更多童年往事。似乎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家庭参与程度的影响。彼得森与康奈尔大学的王琪（Qi Wang，音）、北京大学的侯玉波在2009年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儿童对于童年早期的记忆要少于加拿大儿童。他们指出，这一发现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中国人不像北美人那样重视个人的特性，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花大量时间关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相较之下，加拿大人更喜欢强化个人记忆，因此可以让在背后支撑个人记忆的神经突触保持活力。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心理学家费德里卡•阿尔蒂奥利（Federica Artioli）和同事在2012年进行了另一项研究，发现来自意大利扩大式家庭的年轻人，比来自意大利核心家庭的年轻人拥有更早、更密集的记忆，很可能是因为前者的家族参与程度更高。
但要强化孩子的记忆，不一定非得要一群亲戚在场不可。鲍尔在研究中提出了“母亲谈话影响”（maternal deflections of conversation）的概念：如果母亲（或其他成年人）能带孩子就过去发生的事件展开生动的谈话。往往能把回忆的接力棒交回到孩子手中，引导他或她对故事进行补充。“这类互动方式可以提升孩子长期记忆的丰富程度。”鲍尔告诉我，“虽然我们无法预测孩子是否能记住某一个特定事件，但是这类方法确实可以提升孩子的记忆能力。孩子们可以在互动中学会储存记忆，并了解哪部分记忆适合与别人分享。孩子还能在谈话的过程中学到如何讲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