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最得意他跟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他把“同居”两个字，咬得特别响亮。
当时知识分子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礼，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住在了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这对70开外的老夫妻一起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啼笑皆非之余，贾植芳突然想到，他们之间的结合，确实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力，婚姻关系松散到连一纸婚书都无法出具。任敏却结结实实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中间，还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任敏年轻时候不谙世事，贾植芳的朋友胡风和夫人梅志都说她是“小孩子”，很喜欢她。
从1942年与贾植芳结合起，不到3个月，任敏就因丈夫“有共党嫌疑”而开始了逃亡生涯。1947年，夫妻双双因“煽动学潮”而遭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26岁的任敏第一次尝到铁窗的滋味；1955年，贾植芳因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获罪，任敏连坐，再次入狱。单位领导要她跟丈夫划清界限，她拒绝了，结果先被监禁16个月，不久流放到青海；1959年，以“莫须有”的罪名第三次被捕，判刑10年。
在青海的监狱里，任敏每天要拆洗一大堆衣服和被褥，大西北的冬天，双手泡在冰冷的水里，十指都冻僵了。有一次，同监的才旦卓玛阿姨，临死前想喝一杯牛奶，任敏就趁打洗衣水的时候，偷舀了公安局局长家的一杯牛奶给老人喝，结果被罚戴了10天的背铐。10天以后，任敏又被罚去抬监狱饿死的女尸。
从监狱出来后，得不到贾植芳的半点音讯，任敏决定申请回到丈夫老家去当农民，一来可以照顾公婆，代丈夫略尽孝道；二来丈夫出狱，更容易找到自己。
在贾植芳的山西老家，任敏与乡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就是想等着出个结果。”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她。1978年，贾植芳结束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们经过整整23年的天各一方，终于生活在一起。这一年，贾植芳62岁，任敏58岁。
1980年底，贾植芳正式平反，夫妻俩沽酒对饮，任敏这才把自己多年的经历告诉贾植芳。先生问：“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为何到今天才告诉我？”任敏说：“你处境不好，心情不好，我怕告诉你，你会绝望。”
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
半个月后，任敏病情稳定回到了家中，贾植芳像孩子一样高兴。但幸福只延续了一个中午，任敏再次倒下了。第三天，任敏高烧不退，时有抽搐，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病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紧握着任敏的手，大声叫着她的名字：“任敏啊，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入院以后从来没有反应的任敏，这时突然涌出了眼泪。
在观察室里，任敏每天的用药花费500多元，钱到领药。旁观者都啧啧叹息，甚至连医务人员私下都嘀咕，人到如此，何必再花冤枉钱。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将贾植芳拖得山穷水尽，但这位老人没有吐露过一句怨言，而是一声不响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汇来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
任敏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关口，虽仍昏迷不醒，但是医院宣布她可以回家休养。每天早上，老先生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任敏，问她晚上睡得好不好，然后再去刷牙洗脸。晚上睡觉前，他给任敏搓脚心，搓到热了才放进被窝。当时贾植芳自己已经是80开外的老人了，但这些事情，他不要保姆做。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跟她说话，给她读文章。
家里来了客人，老先生抽不出时间陪妻子，等客人走了，他都要到病床前，一一告诉任敏，来了些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任敏，刚才某某来了，我没能陪你，你不生气吧？”他常常抚摸着任敏的额头，“任敏不要怕，咱们回家了。”
任敏的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但是每次她都能奇迹般地活下来，活过了5个春秋。养女贾英解释说，母亲舍不得父亲。
2002年11月，任敏离开人世。贾植芳一直保留着她的房间，任敏活的时候是什么样便永远是什么样。一张小桌上，端放着任敏遗像，旁边放着鲜花、水果、点心和酒。“这是酒，她爱喝酒，每天中午我都会陪她坐着，陪她喝一杯。这是牛奶，是任敏的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