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现在眼光来看,当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们都无法理解。结婚五年,他从没有给妻子写过一封信,没有给妻子寄过一次钱,连一年一度的家属探亲,他也从未在妻子的寝室过夜。甚至连和妻子唯一的一次性生活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与我们现在拿着身份证和户口簿直接可以去民政局领结婚证不同,上世纪80年代初领结婚证还必须要单位证明、婚检合格证等许多手续。
可那时候,有个叫张志鸿的人,他的结婚证却是这样领的:那天,领导乐呵呵地回来将一本红彤彤的本子递给他,他打开一看,居然是一本结婚证,顿时心里五味杂陈。他一遍遍地问自己,“我真的就这样结婚了吗……”是呀,他是真的结婚了,站在他旁边的那个羞涩女孩就是新娘,刚刚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来到上海。
二次提退婚“合理”愿望遭“合理”扼杀
张志鸿三岁时,母亲就过世了。在山西平遥的农村,为了将他拉扯长大,父亲张康年付出了不少艰辛。1971年,16岁的张志鸿开始变声,嗓音由童声变得粗而低沉。这让张康年意识到儿子快成年了,便自己做主,挑中了比儿子小三岁的同乡女孩王如燕。
别看王如燕是个农家女儿,可长得清秀白净,人也温顺周正。于是,几个长辈聚在一起,一番商量后,就热热闹闹地替两个尚不晓人生的“大孩子”订下了这门亲事。
“订婚”,这在如今自由恋爱的年代看来早已经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可在那时的农村却是非常神圣的。虽说同样是不被法律所承认,但那时男方无一例外地都要给女方一定数量的彩礼。在这个仪式背后襻附着的经济的力量,人情的因素,旧俗的惯性,甚至往往比法律更能制约人。
年幼的张志鸿哪里知道这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内心越来越排斥这段包办婚姻。20岁那年,他终于鼓起勇气对父亲提出了抗议:“我想退婚。”“……你说什么?”张康年似乎不相信儿子会提出这样的请求,沉声问道。“我要退婚。我对王如燕没有感情。”看着面前一脸疑惑的父亲,张志鸿重复着这句在心里徘徊已久的话。
“绝对不可以!”张康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为了这门亲事,我已经将家里全部的积蓄给王家做聘礼了。”张康年口中的全部积蓄,我估计可能也就几十块,至多也就几百块,但在当时的山西农村,人们的经济能力不过就这些了。
也许是父亲为了这门亲事付出了囊中所有;也许是父亲与王家父母之间的关系甚笃;也许是父亲坚信自己的眼力,自认为对此事有着当之无愧的权利。就这样,张志鸿第一次的退婚请求,刚开口就被断然否决了。
1977年,张志鸿应征入伍来到上海,被安排当了驾驶员。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由于刻苦钻研技术,每次运输任务他都能够安全顺利的完成,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信任。
在新的岗位上,张志鸿满怀希望地扯起了人生的风帆,希望凭着自己的干劲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可与此同时,家乡那头恼人的“婚事”又让他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父亲三番五次地来电话催促他回家完婚。这自然是他不情愿的,但他不知该如何再次提出“退婚”,这时他想到了请教领导。
这天夜里,他悄悄地来到领导的房间。
一听说他是要与农村的女朋友“不谈”,领导顿时警觉起来:“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张志鸿当然谈不出具体内容。回想两人之间,入伍前见面的时间很少,见了面也不说话。入伍后更是没有“鸿雁传书”。两个彼此陌生的人,没有交谈,当然也没有争吵。
“我们没有感情。”张志鸿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事实上让他沉郁不扬的也只有这么一句话。
“不行!‘没感情’算什么理由?人家又不是有问题,也不是犯错误了。”领导摇了摇头,看着张志鸿一副不甘愿的样子,便又恳切地说:“小张,婚姻问题可要慎重处理。千万不要让人家说你地位变了,来到这里,就弃土求洋啊!这会影响你政治上的进步的。”这番关心是肺腑之言。
在当年,有句顺口溜叫做“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一心要求上进的张志鸿,在可怕的“坏名声”前,在领导苦口婆心的规劝前,却步了。纵然心中有多少困惑,他的第两次“退婚”,也还是无可奈何的不了了之。
结婚证还是领导代他领的
三年后,张志鸿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运输连副连长。这三年里,按理说张志鸿应该也曾经回家乡探亲过,也可以把婚事办了,但他却迟迟没有。
儿子提干的消息传到了山西家中,张康年高兴得几宿睡不着觉,想抱孙子的念头也油然而生。那么多年来,儿子对“媳妇”的“意思不大”,他是看在眼里的。然而,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会不想婚姻大事?会不想男女感情?他不信。张康年决定等,等儿子开窍。
又按捺了一年,张志鸿依然用沉默表示着对这门亲事的抗议。张康年有些急了,他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信,决定以动制静,对“儿媳”暗授机宜。
翌日,他把王如燕叫来家中,郑重其事地把信交给她,“燕儿,我在心里早已经把你当成张家儿媳了,现在就差一个仪式。你把这封信交给他领导,热热闹闹地办个婚礼再回来……”随后,张康年陪着王如燕到乡里开好结婚证明,便送“儿媳”去了火车站。
看着王如燕登上了千里迢迢南去完婚的旅程,张康年喜气洋洋,又得意洋洋。在他眼中,男女间的感情不就是那么一回事情吗?而年轻的王如燕,此时也竟然任凭长辈的摆布,无知地认为既然订了亲,就应当“咬定张家不放松”。殊不知,感情这回事是需要互动的,每个人的爱情燃点不一样,强扭的瓜怎么会甜呢?当然,谁也没有想到,这种自认为高明的撮合,竟撮合出了一对“死对头”来。
两天后,王如燕带着家乡父亲的殷殷嘱托,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营房中。她没有直接去找张志鸿,而是按照父亲说的,先来到了领导的办公室。她小心翼翼地敲开了办公室的门,领导抬头一看,见推门进来的是一个清秀白净的女孩,不禁满脸疑惑。
王如燕有些害羞地说:“我是张志鸿的未婚妻。”接着,把家乡的结婚证明和父亲的信递给领导,说明了自己的来意。领导一听,不禁喜上眉梢。自己这段时间正一直在为张志鸿不谈婚事已成“大龄青年”的事情而烦恼,之前也曾听他提起过有个农村女朋友,但没想到原来他在家乡的未婚妻竟是这么水灵的一个姑娘。
再打开信件,字里行间句句都透着一位老父亲盼儿早日成婚的殷切希望。这可是喜事儿呀,“热心”的领导立刻把张志鸿叫到了办公室,命令他好好招待未婚妻,聊聊知心话,便自己去“办事”了。
空空的办公室里,坐着面面相觑的张志鸿和王如燕。张志鸿不知道该说什么,讷讷地问了句:“你怎么来了?”其实,不用问他也知道王如燕的来意,只是他心里还没有琢磨好怎么把她劝说回去。
寒暄了几句后,实在是没有什么能说的了,两人不约而同地开始等领导回来。不一样的是,王如燕期盼着领导回来能给她个交代,而张志鸿却是期盼着领导回来能打破这无言以对的尴尬局面。一直到领导回到办公室,两人还面对面坐着,丝毫看不出这是要结婚的一对。
让张志鸿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等来的却是文中开头一幕。领导出去办的竟是这件和他们息息相关的“大事”。当他看到结婚证上赫然印着“兹有张志鸿、王如燕自愿结婚……”时,真的可以用两眼一抹黑来形容,看着那几行字,他愣在那里久久没有缓过神来。
结婚证也可以替领?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缺乏法律知识的行为,可那么荒唐的事情确确实实地发生了。按理说,80年代的结婚手续比现在复杂得多,但那最繁琐的单位证明,可能就在领导抽屉里放着。可能有人会问,那结婚证上的照片呢?替领的人怎么拍?巧就巧在结婚证书开始贴上新人照片,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而他们结婚是在80年代初期,那会儿还没有这个呢。或许那个时代替领结婚证的事情也发生不少,不过像张志鸿这样结婚多年,即使有了孩子,也依然对妻子没有任何感情的人应该是不多见的。
{#_page_#}就这样,张志鸿莫名其妙地有了“合法妻子”王如燕。这个“喜讯”瞬间传到了整个连队,战士们纷纷前来祝贺。婚礼于当晚举行,在收拾得分外洁净的连队俱乐部里,高悬着战士们自制的“恭贺新婚”四只彩灯,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
面对着这种阵势,张志鸿有口难言,没有人能明白他内心的苦闷。婚宴结束,他也只得抬起沉重的步子,身不由己地跨进了大伙布置好的“洞房”。在房里,张志鸿看着身着红色艳妆的新娘,却没有一丝激情。看着王如燕害羞地为他解开衣扣,他眼神冷冷地不带丝毫感情,只是机械地回应着……结婚对他来说,似乎就像做了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噩梦。
唯一让张志鸿觉得庆幸的是,几天后王如燕就回山西老家了,由于工作关系他们不得不分居两地。这场分居对张志鸿来说,是解放了,而对王如燕来说,则刚刚是坠落深渊的开始。这个原本就不懂得爱的姑娘,从此开始在想象里,自溺在这段无望的婚姻中。
伤情原配别人酿的苦酒自己尝
九个月后,王如燕如愿生下了一个儿子。说她贤惠,她确实很贤惠。尽管得不到来自丈夫的温存,但她依然用心照顾着老父亲和儿子的饮食起居,日复一日地操劳。她有自己的打算,所有人都看到她和张志鸿共同生出了一个孩子,所有人都承认她和张志鸿是结发夫妻,只要她一直对他好,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内心这样想着,便有了长久等待的动力。
可张志鸿呢,心里却始终把王如燕当成一个陌生人。说他心狠,他确实狠得下心。婚后,他从来没有给王如燕写过一封信,给她寄过一次钱,甚至连一年一度的家属来队探亲,他也从不在王如燕的寝室过夜。在他看来,父亲不就是想抱孙子吗,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年第一次家属探亲,王如燕一路颠簸来到了上海。张志鸿见到她,便带着她来到了部队的招待所。可怜的王如燕,受宠若惊地还以为张志鸿有了与她在一起的意思。晚上,她早早地铺好床被,等着张志鸿同睡。
哪里想到,张志鸿看到铺好的床被,心头的火突然一股脑涌了上来,积郁已久的苦闷忽然间爆发出来。他阴沉着脸,上前一把掀掉被子,转身“嘭”地一下重重地把门关上,离开了房间。
一连三天,张志鸿都没有在王如燕的房间过夜。王如燕明白了,张志鸿没有要与她同床的意思。谁能想到王如燕那几天是怎么样熬过来的?不敢睡,时刻听着门外的响动,希望每次声响都是张志鸿过来的脚步声。然而,响起的声音又消失,她一次次失望着。之后的探亲,年年都如此,王如燕似乎也渐渐习惯了。
在这场家长做主的婚姻,张志鸿始终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为了内心的追求,他反抗过父亲,反抗过领导,可他心中的苦闷无人能知。有时,若心灰意冷的感情生活的奢望,一经复燃,就会发出如同烈性炸药一般的能量来。
1985年的夏天,张志鸿的父亲生病来上海就诊,张志鸿专门请了几天假到医院服侍病重的父亲。一天,张志鸿来到医院旁边的一家小商店买了些麦片,可父亲吃不惯麦片,他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小店退货。想不到,老板娘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答应了。这让张志鸿很感激。
老板娘是上海人,才比张志鸿大两岁,名叫于玉莲。交谈中,张志鸿得知,于玉莲因为家里贫穷,很早便嫁了人。丈夫体弱前几年病逝了,因此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她的身上,就靠经营这家小商店养家。张志鸿对她的不幸表示同情,对她的坚强更是感到欣赏。
此后,张志鸿经常到于玉莲的店里去,为父亲买些吃的用的。说实话,于玉莲长得并不如王如燕,但一颦一笑充溢着少妇的成熟和活力。人与人的交往,有时一辈子都是陌生人,有时也许彼此只须互望一眼,就能确定对方是自己的知己。这两人就是如此,一经相识,便有满腹说不完的话,难舍难分,一日胜似一日。
一个月后,父亲病愈返回家乡。当晚,张志鸿邀请于玉莲到一家餐馆吃饭,他点了许多菜和两瓶啤酒,两人边吃边聊。席间,于玉莲动情地说,“我觉得和你在一起很开心很幸福。”张志鸿由衷地称赞她,“你的身上有种特有的气质。”结果,两人越说越高兴,又要了一瓶白酒。饭后,已有些醉意的张志鸿坚持送于玉莲回家。
于玉莲家住在2楼。上楼后,于玉莲打开房门,正准备进屋,不料被门槛绊了一下,一个趔趄,眼看就要摔倒,张志鸿从后面及时上前抱住了她。此时正是夏天,张志鸿穿了一件短袖衬衫,于玉莲穿着一件纱制连衣裙,两人的肌肤不经意间就紧紧贴在了一起。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再加上酒精的作用,让这两颗同样寂寞又同样富有激情的心灵立即燃烧起来……
那一夜,月朗星稀,他们双双如胶似漆,紧紧拥抱,在于玉莲居住的那间小屋里指天发誓:“这辈子不能结合,下辈子一定……”山盟海誓后,张志鸿便下决心要与妻子离婚,与自己情之所钟结为伉俪。
结婚已经五年了,张志鸿始终压抑着自己。他一直选择沉默,但愈是不说,心内愈是抑郁。在生活里,他也是需要红颜知己的。于玉莲的闯入,无意给他幽闭的心打开了一扇窗户。与五年前提出退婚请求不同的是,他已经长大了,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么,这沙漠中的一抹绿色,他自然是舍不得放弃的。
从那以后,他每次电话回家,都向妻子提出离婚请求,可无一例外地被妻子拒绝,被老父亲斥责。好不容易熬到春节,张志鸿回山西探亲,决定面对面和妻子王如燕谈分手。
那天吃过晚饭,他便和王如燕两人在房间里开始谈判。他恳求妻子能放手,还给他自由。可没有想到,一直谈到凌晨,一向温顺的王如燕依然矢志不渝,狠狠地对他表态说:“我生做张家人,死亦张家鬼。”
张志鸿听罢,一时急火攻心,双手愤愤扼住妻子的颈脖,逼着她再表态,可王如燕宁死不屈。张志鸿见状,气极力大,没想到王如燕瞬间脸涨成了紫色。片刻,竟然真的“成全”她做了“张家的鬼”。看着自己失手造成的局面,张志鸿知道自己已是个罪人,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尝,当晚就主动自首了。
别人的艳遇或许是浪漫的,可此时张志鸿的浪漫只有血泪和叹息。
当张康年领着5岁的孙子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想到这对反目成仇的夫妇俩都已经弃他而去时,那懊悔之意才真正地痛彻肺腑。而在上海的于玉莲听闻后,沉默许久吐出了一句话:“我要在张志鸿的墓上盖一间草屋,给他守一辈子墓……”
祸根,常常是被那些自以为好心的人种下的。婚后这五年,相信张志鸿身边的人们都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举步维艰。然而,就因为没有发生大的波澜,谁都心安理得地把他们划入正常夫妻的范围之内,谁都认为当初的“撮合”是理所应当的。只是,当悲剧发生了,人们才想到当初张志鸿“合理”的愿望曾经遭到了“合理”的扼杀。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25年了,他们的儿子如今也该30岁了吧。不知道儿子现在怎么样,他会怎么想,他可能觉得当初父母就不应该结婚,既然结婚了就应该对他负责。也不知道于玉莲现在过得如何,如果没有遇到她,张志鸿对爱情的追求是能被大家认可的,但因为她的出现,张志鸿的婚姻就不那么单纯了。可能有人说,既然婚后没有感情,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离婚方式解决?那时候不像现在,结婚离婚纯粹是两个人的私事儿,当时社会非常闭塞,离婚也没有那么容易。况且张志鸿不是没说过,也不是说得少,但因为于玉莲的出现,离婚理由也不正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