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安十四那年，父亲出现精神恍惚的病态来，整夜整夜睡不着，要靠吃安定才能勉强睡半宿。他在一次买菜的途中被一辆轿车撞倒在地，送到医院抢救。我母亲给我打电话，叫我马上从武汉赶回来，那已经是傍晚了，没有班车了。可我母亲要我包辆车，无论多少钱她出。母亲说得很坚定，有一种诀别的意味。
我赶到父亲的床前，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母亲在背后催促我，叫爸爸，快叫爸爸啊。我没有叫。从十六岁到三十岁，十四年没叫，已经生了锈，叫不出了。父亲摇摇手，意思是叫我母亲不要勉强我。他又对我招了招手，我把我的手递给他，他握住我的手又握住陶安的手，他将陶安的手放到我的手里，让我的手握住她的手，他说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句话，你们都姓陶。然后他的手就骤然松开，头歪向一边。陶安哭喊着，爸爸，爸爸，爸爸。而我却喊不出这两个字来。
父亲死后半年母亲也患病去世。那个小城于我再也没有了任何牵连，我很少回去了。过年过节我也不回去。我给陶安留了我的电话，但她很少打，几乎没有打过。但我还是从亲戚那里知道了一些他们母女的消息，父亲死后，学校收回了父亲生前所住的房子，给她们娘俩另安排了居住地，挨着猪圈旁的一排平房，过去也是老师的宿舍，条件很简陋，漏雨又漏风，陶安母亲的工作也由图书管理员换成了食堂蒸饭工。父亲死后并没有给她们母女留下多少钱，所以陶安母女的生活过得很节俭，她们周末还提着编织袋在学校操场捡塑料瓶和纸箱子来增加收入。还听说陶安读不进去书已经下学了，在县城里一家洗脚城打工。
那些到了晚上霓虹游走的洗脚城在我眼里等同于烟花巷，是青楼，是窑子。我觉得这是她们故意的，故意羞辱陶家的，是做给我看的。这使我对这个女人更加痛恨，我隐隐地将我们家庭的破裂、父亲的惨死、母亲的早亡和我对男人的嫌恶统统归结在她的头上。我甚至认为我父亲的出轨是因为她色相的勾引，她若不在我父亲面前卖弄风情，巧笑倩兮，激起男人压在心底的兽性，我父亲怎么会跟她误入藕花池，她怎么会怀上我父亲的孩子，进而逼迫我母亲让出名分。我决定与她们死生不相往来。小县城我也就每年清明节回去一次，每次去父母和奶奶的坟前我都会看到燃剩的蜡烛头、香头和纸钱，我猜想一定是她们母女来过了，对于逝去亲人的祭奠算是我们彼此间唯一存在的联系，我仅以此知道她们还活着，每年还能余出几十块来买这些香蜡纸烛，除此之外我对她们再没有别的信息了。
过了三年，我接到陶安的电话，说她母亲去世了，这是陶安第一次跟我打电话，她叫我姐姐。她的声音很紧，喉咙好像跟尼龙线一样细。我没有回答她，我静静地等待她跟我说正事。她在那边抽泣起来，她说，姐，我妈过了，你能回来帮帮我吗？说完她便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对于这个女人我虽然素无好感，可是死亡是件令人悲伤的事，生人不能与死人计较，我答应陶安回去帮她。这个女人在我父亲死后并没有往前走一步的心思，想来也是不易的。那次回去我才知道陶安已经嫁人了。一身重孝的陶安将一个披着重孝的男人引到我面说，这是田文军，我老公。我冷眼打量那个男人，他应该比陶安大不了多少，顶多也就二十出头，不高，仅比陶安高半个头。我再看陶安，这才注意到她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
把陶安的母亲送上山后，我们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顿饭。陶安告诉我她和她老公是在洗脚城认识的，两人都是洗脚的技工。老家郧县，穷地方，电视长年就只收到两个台，一个中央台和他们的地方台。在洗脚城打工，他照顾她很多，帮她抢饭，帮她端客人的洗脚水，休息时他还给她捏过脚。那时她的母亲身患重病，想她找个男人好有个依靠，到哪去找这么合适的人来给母亲一个交代，好让她放心呢，陶安就想到了这个同事，当她把这个同事领到她母亲病床前，她母亲简单问了下似乎还是有些不满意，但也没有反对，俩人就这么在一起了。陶安说，没有办酒，所以也就没有通知我。
我静静听她说话。她长着一张好看的嘴巴，像一支出水的菱角，带着天然的红润，湿漉漉的。丰满的诱惑。她的眉毛继承了父亲的特征，又黑又长，像两根炭条。奶奶以前说过女孩子长这样的眉毛命硬，不是克娘亲就是克爹亲。终于，她的双亲都被她克死了。怨恨又在我心里翻腾了上来。她如今已嫁为人妇，有了自己的归宿。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会与她有什么瓜葛了。
吃过饭我们一拍两散，连句客套话也没有。她往东我向南，在等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看见她老公在轻拍她的后背，手指揪着袖角在她脸上擦拭着什么。很恩爱的样子。很好，再没什么值得我为她担忧的了。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她并没有联系我，过年过节连条短信也没有。我想我们之间横亘的东西太多了，那些怨恨与冷漠堆积成了沙石，又被时间浇筑成一堆水泥，这辈子也解不开了。她有她的家庭，我有我的人生，我是绝不会低下身段去主动联系她的。好几次走到移动营业厅，被便宜的资费所吸引想换一个手机号码，但是最后都没有换，我固执地保存着这个号码，似乎在暗暗地等待着什么，也许等待在某个不可知的时刻，打进电话的手机屏幕上会出现“安”。
就像此刻。
我“喂”了一声，那边是一段空白。我蓦地紧张起来，这种陡然的联系往往都是最坏的结果。这个命硬的女人。那边有了些动静，是咳嗽的声音。她说话了，依然是如尼龙线一般细的嗓音，姐，我想来你这儿。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句话让我诧异，我问，怎么了？
我来了再跟你说吧。我要离婚。
我的后背忽然一阵烘热。她到底还是遭遇了坎坷。她跟我开这个口也一定是考虑了很久的，是鼓足了勇气的，她连生小孩的事都没跟我打过电话，至今我都不知道她怀着的那个孩子生没生，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从宽敞走到了狭窄，她一定像一只飞蛾慌乱地扑腾双翅，仓皇又茫然。隐隐的，我的心里有一丝庆幸，她的落魄，她的变故像一帖药一样慰藉了我，我似乎一直就隐藏着这个期待，期待她过得不好。
我说，你来吧。
她急急地说，那我明天就过来，今天带龙龙在旅店睡一晚上。
我还想问些什么，但最终闭嘴了，这样的事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我将烟赶紧吸完然后弹进长江里，就往回走。我住在江边，母亲火化后我抓了些骨灰带到了武汉扔进了长江，我便在江边买了个小房子。我处过几个男朋友，跟大学里一样，在突破防线的时候我会举起巴掌，将所有的激情扇熄。出于对背叛的恐惧，我对男人的戒备像钢铁一样坚硬，所以至今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