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怀里的这团热烘烘的肉抱到卧房里，给他换上干净的裤子，我用手挠他的脚板，令他笑着在床上滚过来滚过去，这个香喷喷的小人儿，我猛地抱住他，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心里有一闪念，如果父亲和奶奶在，看到这个小人儿会是怎样的光景，一定是欢喜的。一时间我的眼里有了些湿气。我拉开梳妆台的抽屉，将昨天买的麒麟锁拿了出来，戴在龙龙的脖子上，银器在灯光下闪现出亮白的光。
客厅的门被推开，陶安进来了。她穿着一件掐腰的红呢子大衣，白毛领，黑色铅笔裤，脚下高跟鞋，锃亮的。眉毛画过了，眼线描过了，嘴唇估计也是画了的，只是那抹红残了，淡了，是她吃东西吃淡了，还是有东西吃她吃淡了我不好猜测。而且她回来并没有急着给手机充电，证明不是出去打电话去了。看样子，那人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从她推门进来那副夹着尾巴做人的样子，我就知道她今天晚上是无法在我面前斗起狠来。她还得选择在我的屋檐下低头。我忽然想对她好一点儿。
我问，林大庆来武汉了？
她说，嗯。
我问，他跟你怎么说的？
她说，他跟我说他先去找他表姐，先帮他表姐干活，然后再找住处，把我跟龙龙接过去。
我问，你吃过饭了吗？
她不做声。过了一会儿，她说，不饿。
呵呵，不饿。我心里冷笑。怕是他连请你吃碗热干面的钱都掏不出吧？
她说，他是打破了家里的窗户逃出来的，手上被玻璃划了好多道血口子，他是央求他做物流的朋友，睡在装货的车厢里来的武汉。他也是不容易。
我说，你容易？
她去了趟洗手间，然后她问我，你们这儿附近有洗浴中心吗？我想找活儿干。空玩，心里总不踏实。
我从她的话语里揣度出了她经济上的拮据，刨一爪吃一爪的人是不能闲的。我的心又软了一下。在这个世上，漂亮的女人都有大树可以背靠着乘凉，她没有，她还得伸长手臂去为别人遮风挡雨。我忍住自己的情绪，决定不再责备她。我说，附近倒是有几个，明天再说吧。
她很急的样子，说，洗浴中心大都是晚上生意好，现在去吧，还可以看下客流量。
反正都还没吃饭，刚好去外面把肚子问题解决，我便同意了。她在抱龙龙的时候发现龙龙的脖子上戴着的银麒麟，问龙龙，这是谁给的？龙龙说，姨妈。陶安朝我笑了笑，说，谢谢姐。
陶安不肯在吃饭上浪费太多时间，我便在一家洋快餐店里买了三个汉堡和鸡腿出来，边吃边走。
记忆中左边靠长江大桥那条街上有几家洗脚城和洗浴中心，街上有点冷清，一幅城管光顾过的景象，往常像这个时候街两边都有摆地摊和卖烧烤的，很是热闹，我还打算给龙龙买把玩具手枪的，这点儿小心思落空了。路上她跟我说起她跟林大庆的事儿。她说她结婚后，她老公就没有在洗脚城做事了，田文军觉得一个男人在洗脚城成天给人捏脚不是长远之计，便寻思着做生意。起先是卖烧烤，每晚推着铁皮炭车在街角旮旯卖烤羊肉串和鱿鱼串，烟熏火燎的赚不了几个钱还成天被城管追着屁股跑，烤了半年这买卖也就黄了。后盘过一家洗脚城门面，不到半年赶上拆迁，一夜间店门口砌出一堵墙来，然后各种建筑垃圾横在店门口，一桶桶泔水和馊饭往店门口倒，成天苍蝇成堆，谁还来洗脚。找拆迁办讨说法，拆迁办的说这条街的门面早在一年前就把拆迁赔偿款给付了。去找之前的门面老板，打手机已停机，拿了当初的合同上签的名字和身份证去派出所查，结果是查无此人。被骗了。后来，田文军就死了在城里混的想法，回郧县老家农村去养鸭子，买了两百只鸭苗，每天背着一竹竿，沿着河滩放鸭子，卖鸭子卖鸭蛋，头一年小赚了几个钱，尝了甜头，第二年买了四百只鸭苗，结果遇上禽流感，他的鸭子被当地政府挖了个大坑给一齐活埋了。白忙活了大半年，可是田文军却对放鸭子上了瘾，一心一意在老家做他的鸭倌。隔三差五田文军就打电话给她，讲话的声音都跟鸭子似的，嘎嘎嘎，他总是不断伸手向她要钱，鸭子走瘟症看病要钱，修鸭舍要钱，把鸭子运到集市上去要钱，钱钱钱。
那时陶安就在我们县城的洗脚城里给人捏脚，县城消费低，捏一只脚三十元，店家得二十，捏脚工得十元，捏一只脚要一个小时，蒙店家照顾，有了生意尽量点她的钟，但一天也就差不多捏十个脚，捏脚是力气活，一天捏十次，劳动量就算大的了。一个月也就三千来块钱。当然，还是有外快的，洗脚的时候如果向客人成功推荐了洗脚用品是有提成的，这些加起来，一个月差不多就有了五千来块，这些钱除了糊自己一张嘴外，其余的都被田文军给要去了。
陶安说这些的时候不自觉叹了口气，那气叹得无奈也叹得沉重。她说她每天十个手指头泡在水里给人洗脚搓脚捏脚，是希望能多存点钱，以后寻思着在那个地方再开个洗脚店。可是自己每每攒着攒着就被田文军一筷子夹了。她说，那些钱装在口袋里跟自己的亲人一样，被人一下子拿走就跟在我身上挖个坑一样。他拿这些钱投鸭子，还拿这些钱修他老家的房子，外面贴的瓷砖，里面铺的地板，热水器、空调什么的都装的。说是为我装的，可我一年能住几天，而且我们将来要在城里做生意肯定就得在城里买房子，把钱投在老屋里不等于是打水漂吗。可是我跟他讲，他就说我小气，他说他爹妈养了他，如今他爹妈老了，把房子弄好让两老享享福又怎么了。每次吵架，龙龙就会在一旁哭，他害怕我们吵架。为了不吵架，我只能尽量少回家，眼不见心不烦。
林大庆其实是我们店里的一位客人，以前我们开店子的时候他就经常去照顾我们的生意，田文军也认识他。后来，田文军回去养鸭子了，我另寻出路，他又赶着过来点我的钟，每晚都来，因为是熟人我也很喜欢跟他洗脚，捏脚的时候两人说说话挺自在的。后来，我给他捏完脚了他也不走，就坐在一旁看电视，等我下班。我如果上夜班的话下班是很晚的，他守得哈欠连天叫他走他就不走。有段时间回家的路在重修，把路灯的线挖坏了，晚上黑灯瞎火的，加上是背街的路，很冷清，一个人走心里还是有点儿打鼓。亏了林大庆每天晚上都把我送回到我住的地方，刮风送下雨也送。有一次还真遇到了两个小混混，其中一个亮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要我们把钱包交出来，我当时吓得不行了，准备把钱包给他们的，钱包里是刚领的五千多块钱的工资。林大庆跟那两个小混混打了好半天，才把那俩人打走。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在我面前连命都可以不要，我还能说什么呢。何况我还是很喜欢他的。
我没有说话，一路上都是她在说，我在听。身后的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陶安个子并不高，而且瘦，肩膀窄，看起来人就显得很单薄，这样一副肩头上却压着整个家庭的担子，公公婆婆丈夫儿子还有那些数不清的鸭子也问她要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