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共和国四个时代，经历了过去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切。特殊年代的旧式文人，满身带刺、委身权贵、骑墙善变、睚眦必报者甚多，品行高洁者虽有，却是寥寥。而他位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品、文品以至官品，被众人称赞“恒无诟也”;
作为教育家，他的许多教育理念影响至今，“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地灌输书本知识”，这一革新的提法，便是他的手笔;
作为编辑，他一手发掘并扶植过的新人有：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等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还曾在20家报刊担任过编辑、主笔、主编，堪称泰斗。
他就是叶圣陶，一个名副其实的“圣人”。
叶圣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功勋卓著，既是中国远近闻名的教育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很有一番建树，还热衷于社会活动事业，可以说是难得的旷世奇才。而且他的后代也人才辈出，十分难得。
江南叶家的文脉，绵延百年，从叶圣陶到儿子叶至善、叶至诚，再到孙子叶兆言，到重孙女叶子，延续四世的文气从不断绝，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疑是个奇迹。
生于名门 长于清贫
明末清初，叶家祖辈在战乱中，携带家眷从安徽辗转来到苏州，落脚在苏州城东南的盘门，做起了猪行和丝绸生意。因为能够吃苦，善于经营，生意日渐扩大，叶家竟然在盘门的一条街上买下了很多店面，一时被当地人艳羡地称为“叶半街”。
苏州因极为富庶，因此也成为政治势力争夺的重点。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运河城市带急遽衰败，商业被摧毁。叶家难逃厄运，从此败落。
失去了往日辉煌的叶家，移居到城内的悬桥巷，重新回到小户人家拮据困苦的生活轨道中。叶圣陶的父亲叶钟济渐渐长大成人，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叶钟济为当地一位吴姓人家做“知数”，也就是账房先生，管理田租。叶钟济为人忠厚笃实，品行端正，颇得邻里的尊重钦敬，所以一些大户人家每逢婚丧嫁娶，也请他去帮忙料理事物。
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诞生了，取名叶绍钧，后改名叶圣陶。生他那年，母亲朱氏30岁，父亲47岁，可谓老来得子。叶圣陶还有两个妹妹，加上祖父、祖母，全家七口人生计的重担，全落在父亲一人的肩上，一家人过得很是清贫。
叶圣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父母盼着儿子日后靠着科举光宗耀祖。为了使儿子求得功名，叶钟济让叶圣陶三岁时就开始识字、练字，到六岁那年，叶圣陶识字已有三千左右，字也写得相当漂亮。朱氏识字不多，但满肚子装着世代流传下来的谜语、儿歌，经常说给儿子听，叶圣陶从中得到了许多智慧的启迪，也为他以后写儿童文学打下了基础。
1899年，叶圣陶进私塾读书了，塾师是当地有点名气的黄先生，文笔很好。叶钟济对儿子的要求很严，放学回家后就督促他温习功课，还要背书，立下了“弗熟不得进膳”的家规。过了一年以后，叶圣陶又到了悬桥巷东南端的顾家花园，跟随一位名叫张承胪（字元冲）的老先生读“四书”、《诗经》、《易经》。张先生对学生督责极严，他规定学生对所学内容要读熟背诵，否则就动用戒尺施以体罚。叶圣陶在学习上丝毫不敢懈怠，用心读书，背诵都能上口。
叶钟济勉励儿子熟读圣贤书，但由于家境贫寒，他不主张像富户人家那样把子弟关在书房里“一心只读圣贤书”，而认为带孩子出去跑跑，熟悉社会。叶钟济让儿子跟着他出门到亲戚家拜年、贺寿、吃喜酒，清明节到乡下上祖坟，秋天到乡下看收租子。这一切大大地开阔了叶圣陶的眼界，使他无形中受到人情事理的熏陶，而且回家后父亲还要求他作类似日记的记录，作为“开笔”之前的产作训练。
叶圣陶到了八岁时起，就“开笔”作文了。经过近两年的刻苦学习，叶圣陶大有长进，居然能够写出三百字以上的经义史论或时务策论的文章了。叶钟济为了使儿子增长些文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带他到茶馆听说书、听昆曲，极大地丰富了叶圣陶的知识储备，他也因此逐漸对文学开始产生兴趣。
教育翘楚 文学先驱
1907年，叶圣陶考入草桥中学，1911年中学毕业，但因父亲失业、家庭生活困窘无力升学，他便出来工作了。
叶圣陶到苏州的一所小学教二年级，月薪20银元。但是他的教绩却不怎么样，这让他痛苦万分，竟至“见诸学生如见鬼魔”的地步。后来，叶圣陶被排挤出校门，失业一年。
失业期间，叶圣陶从未灰心，而是继续刻苦攻读，同时进行一些文学创作。后经老同学郭邵虞介绍，他到上海尚公学校（小学）教书，课余兼职，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语文课本。
1917年春天，叶圣陶应邀去苏州第五高等小学任教，那里四面环水，在苏州东南三十六里处的甪直镇，简称“甪直五高”。他在这里工作了4年多。
在甪直的4年多，是叶圣陶教育活动的关键时期。他和吴宾、王伯祥等人一起，对学校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他们自己编印各种新教材，创办农场、书店、博览室，建筑礼堂、戏台、音乐室，举行师生同乐会、恳亲会，指导学生排练戏剧，组织学生远足，创造了一个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的学校环境。同时，叶圣陶时刻关注窗外的世界，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和朋友们一起成立了甪直镇教育会，研究社区的教育改革问题。
在这个时期，叶圣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学教育的文章，如《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小学教育的改造》等。一个“见诸学生如见鬼魔”的教绩极差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凭借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知识，终身投入到中国的教育事业当中。
叶圣陶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理论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重要贡献，在总结和提炼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经验中，发展、创新了中国现代教育教学理论。
解放后，他一头钻入到教育工作中，对语文课本的编写给予极大的贡献，学界称他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
后来，叶圣陶因文笔甚好，转业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于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同时继续文学创作。不久之后他就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童话故事《稻草人》。20世纪初，白话文风盛行，叶圣陶转而投入到白话文写作中。
1918年，叶圣陶在《妇女杂志》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引起文坛轰动。1919年他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
1921年，叶圣陶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用文学创作来唤醒封建愚昧的人民。
1928年，叶圣陶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成为经典。
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主办《中学生》杂志，成为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在做编辑的过程中，他目光独到，一手扶持了文学新人茅盾、丁玲、巴金等人，文学“伯乐”之举成为美谈。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
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受尽了折磨和迫害，贫病交加者比比皆是。叶圣陶对于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关心、团结了许多不满意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指出进步的光明之路。他多次出面主持座谈会、报告会，冯立祥、朱自清等都欣然到会。
民主战士 淡泊余生
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仁“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
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1962年，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79年民进四代大会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9月，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
1988年1月，叶圣陶患病，全身无力，整日多睡，后来他一口痰咳不出来，被救护车送至北京医院抢救，痰终于被吸了出来，但气息极其微弱，此后再未出院。到2月14日的下午，叶圣陶心情烦躁，入睡困难，对家人说：“我就要死在这张床上了。”2月15日，叶圣陶陷入深度昏迷。
1988年2月16日是农历除夕，晚上7点的《新闻联播》也在报道全国各地欢度春节的新闻，突然间，电视里奏起了哀乐，荧屏上出现了一位慈祥老人的黑白照片，播音员以沉痛的声音告诉全国人民：“今天早晨8时20分，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病逝，享年94岁……”
叶圣陶在早已写好的遗言中提及，自己的后事要一切从简：“非但不要开追悼会，别的什么会也不要开。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为我开无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的……如有医学院校需要，把尸體赠予。如果火化，骨灰不要拣回”。他还在遗言中郑重地说出了一个心愿，“我要在《人民日报》自费登个广告，告知相识的人，说我跟他们永别了。”
更名
叶圣陶12岁的时候，在苏州长元吴公立小学读书，他请先生章伯寅给他取一个有志于爱国强国的字。章先生说：“你名绍钧，《诗经》曰‘秉国之钧（意为秉持国政。钧，量器，喻国政），取‘秉臣为字好了。”
上中学时，辛亥革命爆发，皇帝被推翻，叶绍钧觉得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倒，自己不能再做臣子了，于是请先生改一字。先生说：“你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字吧。”他于是从师命改名为“圣陶”。
贪吃误试
1905年夏天，还不满11岁的叶圣陶，在父亲叶钟济的安排下，赶赴科举考场，没想到这次秀才考试，是封建制度下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尽管没有考中，但那场应试充满了谐趣。
去的那天，父亲为他准备了一个小食篮，里面盛着两个马铃薯、几个馒头、一包火腿和一些瓜子花生之类。叔父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个小书箱，里边盛着石印的《四书味根录》、《五经备旨》一类的书，供考试时参考。考试时间定在清晨零点。夜里12点钟入场，通宵考，最快的第二天上午交卷，考得慢的可以拖延到下午。
叶圣陶当时毕竟还是个孩子，且平日里因家贫，没有零食吃，他进了考场后就忍不住去吃火腿、嗑瓜子，直到第二天上午11点钟才匆匆忙忙写了一篇三百多字的策论，抄完指令恭默的一节《圣谕广训》已是傍晚了。1906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停止所有的岁试、乡试、会试，叶圣陶虽未能考中秀才，但他的这次赶考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科试。
三颗糖教育学生
叶圣陶做小学教员时，有一次在校园内行走，无意间看到一个男孩举起一块大砖头，正想向另一个男孩砸过去。叶圣陶赶紧上前制止了他，并请举砖头的孩子到办公室去一下。
当叶圣陶来到办公室时发现该生已站在那里等他，叶圣陶温和地递过去一颗糖果，并说：“你来得比我准时，这说明你很守时，奖励你的。”
之后又拿出第二颗糖果说：“你能听从我的训斥把砖头放下，这是你对我的尊重，为了这一点，我奖励你第二颗糖果。”
学生半信半疑地拿了过去。这时叶圣陶又拿出了第三颗糖果，说：“听其他学生说，你要打的那人欺侮女人，所以你才动手教训他，从小就有正义感，这是奖励你的第三颗糖。”
当叶圣陶拿出第四颗糖时，该生已经泪流满面，有悔改之意。叶圣陶接着说：“你已经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看到自己错了，因此我把最后一颗也给你，奖励你知错就改的好品质。”
慧眼识珠
1928年，巴金将自己的处女作《灭亡》寄给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想要征求好友意见。巧的是，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发现巴金的小说，读后大为赏识，决定将其介绍给读者。1929年，《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四期。同年，小说单行本由开明书店出版，24岁的巴金开始在文坛上受到关注。
对此，巴金称：“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
然而，叶圣陶本人对此并不居功，他曾回应：“他们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而已。”
言传身教 坚持“未厌”
门风、家风的形成赖于家庭氛围的影响和熏习，在于长辈对后辈子弟的有意识的言传身教。言传身教，古今一也。重视文化培养和德性涵育，历来是中国传统家庭极为注重的。
叶圣陶是我国文艺界、教育界的老前辈，他为人敦厚，彬彬有礼。著名诗人臧克家曾经说过：“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
永不自满是叶圣陶一向秉承的信仰。1928年，叶圣陶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未厌集》。他在文坛屡创几个第一，与朱自清、俞平伯创办我国第一个诗刊《诗》，出版我国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等等，但他仍将自己的散文集，题名为《未厌居习作》，定自己的书斋名为“未厌居”。不管曾经取得过多么伟大的成就，叶圣陶始终秉持着一颗赤子之心立足文坛，不自满，谦虚谨慎地做好每件事，这也是叶圣陶一直教育孩子的核心。
叶圣陶育有两儿一女，他依照着自己对于儿女的期望取名为“至善”“至诚”“至美”。在他的教育下，三个儿女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做人当至善、至诚、至美，做到永不自满，这些都是叶圣陶终其一生追寻的东西，也是对于自己儿女的谆谆教诲与希望。他不严苛地要求自己的孩子需要多么高的成绩，却能充分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叶圣陶家的环境永远充满着民主与自由的气息，没有严厉的苛责，没有坚硬的问话，有的只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亲密的关系。
另外，他时常用自己的“未厌”来教育孩子，不要安于现状，要更加积极往前看，永远攀登高峰。在两者之间，叶圣陶教育孩子要有信仰坚持，并不断地为之努力。做人不能僅仅满足于当下的安逸，而放弃更为明亮耀眼的未来。但同时不能因为取得的一点小成就就沾沾自喜，而是要谨慎，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做好每一件事。
叶圣陶一生成就很多，但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便是他的孩子们。他让自己的孩子与文化相互融合在一起，以家庭氛围的熏陶使得孩子明白父亲的期望。
润物细无声，叶圣陶的家风教育一点点渗入，浸润了孩子的一生，并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成为叶家一脉相传的家风。
叶小沫忆祖父叶圣陶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爷爷就教我们：“在递给别人刀子的时候，要把刀柄对着对方，为的是让对方好接手;在放餐桌上的碗筷的时候，筷子要放在碟子的右面，调羹的把要一顺向右，为的是让用餐的人拿起来顺手;在公共场所，在有人休息和谈话的地方，走路的脚步要放轻，关门的动作要放轻，放东西的声音要轻，为的是不影响人家，养成做什么事都要想到为别人着想的习惯。”
我们会写信了，爷爷告诉我们：“写信的时候一定要为接信的人着想，接信人想知道的事情一定不要漏掉;写信封的时候，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一定要写清楚，为的是方便邮递员的投递。”
后来我当了编辑，爷爷告诉我：“写文章一定要为读者着想，句子要通顺，意思要明白;抄写稿子的时候一定要为排字工人着想，字要写得清楚，不要叫别人去猜想;稿子发表了要为作者着想，尽快寄样书样报，尽快寄稿费，作者等着看呢……”
爷爷教给我们为别人着想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些看起来平常的小事，在爷爷看来都不小，他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告诫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的心中，真正树立起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群众观点，爷爷在许多谈到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中，都反复强调，教育就是要培养好的习惯。
在对子女的职业选择上，爷爷觉得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是服务于人民的，都是好工作，如果说有什么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只求做得好是不够的，要不断进取，不断创新。拿我来说，我积极要求去北大荒他支持;我病退回来做工人，他支持;我做了编辑干上了他这一行，他也很高兴，无论我干哪一行，他都会给我许多具体的指导。我们家除了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都是工人。弟弟插队陕北的时候是个好农民，在工厂里是个好工人，这让爷爷父亲感到欣慰。
常常有人问我，爷爷和爸爸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家训。我理解，行事守则就是家训。爷爷爸爸没有给我们留下写在纸上一直保留至今的家训。他们都强调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爷爷一直认为，做老师，身教永远重于言教，而且这种身教不是做出来给孩子看的，而是自身的修养，是已经养成的习惯，是平日里的一言一行。爷爷自己就是这样一位老师。我从小生活在爷爷身边，爷爷做人行事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当年没意识，现在想想他的言行就是我的榜样，直到现在，碰到事情我还常常会想想爷爷会怎样做，努力不让他老人家失望。在我成长的每个时期，爷爷都给过我最实际最有力的帮助。
还有人问我，你和爷爷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最佩服他什么呢？要问这个，我还真有些话想说。我佩服爷爷一辈子认真。大到读书认真，写字认真，讲话认真，工作认真，写作认真，交朋友认真;小到开个信封认真，写个便条认真，他喜欢整洁，什么时候穿戴都清爽利落，办公桌面永远干净整齐，经常要用的东西都有归宿，一拿就到手，从来不用找来找去。总之无论大事小事，爷爷无一事不认真，无一时不认真，我真觉得，是认真成就了爷爷的一生。
我还很佩服爷爷的自学，他向书本学，在社会里学，在实践里学，向学生学，向朋友们学，向周围的人们学。需要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学什么，碰到什么问题学什么，老人家一辈子思想都不落伍。
大家都觉得爷爷很远，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这种神圣高大的感觉，他的文章都很直白，一点儿都不深奥，他做人的道理也很简单，但他坚持他认真，所以他有成就。他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但是他的为人处世，他的方方面面都做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就像赵朴初先生说的那样，爷爷是一代师表。
中国“酒会”会长叶圣陶
叶圣陶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这已为人们所共知。但如果说叶圣陶还是一位出名的“酒会”会长，那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唯酒無量
20世纪30年代，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当时，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王伯祥等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酒会”。经过协商，叶圣陶被推举为“酒会”会长，并立下“章程”：一顿能喝5斤以上绍兴黄酒者可成为“酒会”的“会员”。
其时，平素也喜好饮酒的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听说有这样一个酒会后，便也想入会。无奈自己的酒量只有3斤半，于是请“酒会”会员丰子恺帮忙通融一下，由其出面介绍他入会。丰子恺盛情难却，便去请示“会长”叶圣陶。叶圣陶知道后幽默地说：“先作为预备会员吧”，并鼓励他“要锻炼酒量，早日把‘预备两字拿掉。”
早年，叶圣陶常与茅盾、郑振铎聚饮。鲁迅1927年10月到上海，叶圣陶和黎锦明即去作夜访，三天之后，便在“共乐春”酒家一同把盏了。不过，以上几位的酒量都不及叶圣陶。郁达夫酒兴最豪，也还能喝，和叶圣陶相饮也最多，但以实际酒量论，郁达夫还是稍逊叶圣陶一筹。纵观当时的中国文坛，若以喝酒论英雄，叶圣陶和郁达夫是作家们公认的真正的“唯酒无量，不为酒困”的汉子。
鲈鱼把酒
1929年除夕前三日，小说家施蛰存给叶圣陶送来腴美的鲈鱼，他知道叶圣陶嗜饮也善饮，佐酒不可无佳肴。得人美味，食之畅快。次日清晨，叶圣陶致函施蛰存作谢。他在信中说：“承饷鲈鱼，即晚食之，依表示所指，至觉新鲜。前在松江尝此，系红烧，加蒜焉，遂见寻常，俾合家得饫佳味，甚感盛贶。调孚、振铎，亦云如是。今晨得一绝，书博一粲。诗曰：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诗中所提《上元灯》乃为施蛰存所出第一本短篇创作集，叶圣陶在诗里倾注了自己对施蛰存的款款友情。
建国前夕，叶圣陶与一批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离沪绕道香港北上途中，叶圣陶与文学家郑振铎、历史学家宋云彬特地买了一打白兰地作为“口粮”，并规定“宽打窄用”每餐一瓶。一路上又有徐铸成加盟，柳亚子为此风趣地称他们为“四大酒仙”。
醉酒经历
叶圣陶一生好酒但自制力很强，很少有醉酒的记录。据叶圣陶儿子叶至诚介绍，从他记事开始，叶圣陶醉酒仅有两次。一次是1946年11月30日朱德总司令60大寿时，当时定居上海的叶圣陶受邀出席朱总司令生日午宴，因过于兴奋激动，醉酒后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两位工作人员护送回家。
另一次是抗日期间在武汉大学时，有一位武汉大学的英国教授雷纳，听说叶圣陶善饮，想与其较量一下。他专门邀请叶圣陶到他的寓所对饮，叶圣陶欣然前往。那次也是中午，两人如何对饮不得而知，到午后太阳打斜时，叶圣陶才踉踉跄跄回家。
叶至诚迎上前去扶他时，他还笑着说：“我呒啥（吴语意为‘没关系）。”后进卧室躺下睡着了。事后叶至诚了解到，那次较量，雷纳教授先喝醉了，只是他在自己的寓所，而叶圣陶还走了一段路。
海棠雅聚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他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年海棠花盛开的4月19日，叶圣陶总要邀请朱光潜、俞平伯、王伯祥等一批挚友亲朋来家小聚。而每当此时，俞平伯总会带上一瓶桂花酒，朱光潜则捎上一瓶白兰地，主人在准备的下酒菜中，必备一只叶圣陶自制的酱鸭。他们赏花饮酒，促膝谈心，花香酒香，沁人心脾。此情此景，堪称饮酒之最佳环境，超过任何的星级宾馆和酒家。
“十年内乱”中，叶圣陶、俞平伯等人均遭受迫害，“海棠雅聚”自然也就好景难再了。
叶圣陶享年94岁，堪称高寿。除了他心胸开阔善待人生外，适量饮酒也是他的长寿原因之一。虽然叶圣陶黄酒能喝5斤以上，但大多时候仅以一两多白酒解瘾，可见他具有极强的自制力。
叶圣陶晚年欣逢太平盛世，每天晚饭时他喜欢饮上一杯绍兴黄酒或葡萄酒，对酒的钟爱直至生命终止。
1、把依赖性的“受教育”转变为主动性的“自我教育”。
2、当教师的人，应当讲究修养。
3、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
4、端正教育思想是改革教育最紧要之点。
5、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
6、各种学科除了各自的目标之外，有个共通的总目标，就是：教育学生，使之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
7、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
8、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具有各种良好的习惯。
9、教师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10、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在经验和知识上，彼此虽然有深浅广狭的差别，在精神上却是亲密体贴的朋友。
妻子胡墨林（1893-1957），字翰先，浙江杭州人，比叶圣陶大一岁。从小就失去了双亲，由二姑母胡铮子抚养长大的。1914年胡墨林在北京女子师范毕业后，姑侄俩一起回到苏州。胡墨林先在苏州大同女校教书，后又应聘到南通女子师范当教员。叶圣陶和胡墨林婚姻的红线，也是二姑母一手牵就的。
1916年8月19日，叶圣陶与胡墨林喜结良缘，这桩婚姻被社会誉为“金石之缘”。夫妻俩风风雨雨，相依相伴，共同生活了41年，生了两子一女。
1957年3月2日，胡墨林因癌症去世。叶圣陶悲痛万分，他写了一首五律《墨亡》的哀诗：“同命四十载，此别乃无期。永劫君孤住，余年我独支。出门唯怅怅，人室故迟迟。历历良非梦，犹希梦醒时。”胡墨林死后，有亲友劝叶圣陶再寻一位伴侣，叶圣陶都拒绝了。他把胡墨林的照片放大后挂在卧室里以示思念。
1987年岁末，叶圣陶在最后一次住院前，還特地关照子女们：“到母亲的忌日，你们无论哪一个去坟上看看吧，我就不去了。”这就是叶圣陶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留给孩子们的嘱托。
长子叶至善（1918—2006），江苏苏州人，二十二岁开始跟着父亲叶圣陶学习写作和编辑。1945年任开明书店编辑，编辑《开明少年》月刊和其他青少年读物。1952年编《中学生》月刊，1953年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任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主持编辑《旅行家》和《我们爱科学》杂志。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顾问等职务。著有《失踪的哥哥》、《花萼与三叶》、《未必佳集》、《梦魇》。曾先后参与和领导编辑大型丛书《少年百科丛书》、《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故事集》、《儿童自然科学丛书》等。叶至善还获得中国福利会颁发的妇幼事业“樟树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老编辑“伯乐奖”。2006年3月4日上午11时16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8岁。
女儿叶至美（1922—2011），是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元老级人员，1942年到1944年的两年间，与哥哥和弟弟三人出版了《花萼》和《三叶》两本散文集，英语好，除了写散文和小说，她还翻译过不少书，也都有出版，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刚建台60周年纪念时被授予“特别贡献奖”。
次子叶至诚（1926—1992），江苏吴县人，中共党员，高中肄业。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九分区文工团文艺教员，苏南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江苏省文联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秘书，南京市越剧团编剧，江苏剧团编剧，《雨花》编辑部副主编、主编。1988年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老编辑荣誉奖。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儿媳姚澄（1926—），叶至诚妻子，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姚派创始人，江苏江阴人，1926年出生，1938年学艺，1949年参加苏南文协文工团。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为江苏省锡剧团主要演员、副团长，曾任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中国剧协第二至四届理事、江苏剧协副主席等职。其代表性剧目主要有：《罗汉钱》、《庵堂认母》、《拔兰花》、《红色的种子》等。1954年在《走上新路》中饰李瑞珍一角获华东区戏曲会演演员一等奖;1957年在《红楼梦》中饰贾宝玉一角获江苏省首届戏曲会演演员一等奖。其主演的《庵堂认母》、《双珠凤》先后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
孙子叶兆言（1957—），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叶圣陶次子叶至诚与妻子姚澄所生，“兆言”这个名字，就是各取父母名字中的“姚”和“诚”的半边组合成的。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苏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副主席，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没有玻璃的花房》等，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等。小说《追月楼》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2018年4月21日，凭借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散文集《乡关何处》、《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等作品获得第16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17年度杰出作家”奖。2019年4月，叶兆言的《桃花扇底看前朝》获得第15届十月文学奖散文奖。
重孙女叶子（1984—），叶兆言的女儿，南京大学文科基地班毕业后，又在复旦大学获得了比较文学的硕士学位，继续攻读了博士，毕业后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已经出版了多部作品，其中《到处都是泡泡》还被选入中学教材《语文读本》（高三上册），与其曾祖父叶圣陶的作品同时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一时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