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熟悉这个镇子，就像蚂蚁熟悉回家的路。我自信我已很了解它——多年后，当我坐在图书馆翻阅县志时，发现故乡对我一直是个谜。据县志记载，白杨镇“先有庙后有镇”。自汉朝起，皇帝老儿就在这西北之地屯田。到了清朝，来这里的人就更多了——当兵的、当官的、种地的、养羊的、拉骆驼的、做小买卖的……这些人像蜜蜂闻着花香，聚成团，慢慢形成了个镇子。镇不大，五湖四海的人有两三万，大家觉得无依无靠，就在此地开始修庙。山西人一座，陕西人一座；当兵的一座，种田的一座。大大小小，修了五十多座。
这年腊月一开始，我爹万灶保就开始革这些庙的命——无论土地庙、将军庙、风神庙、虫王庙、城隍庙、山神庙——我爹率众武将干革命的程序都一样：捣毁香案、踢翻茶几、砸坏桌椅、戳穿灶台上的锅，打烂架子上的鼓，拽下钹上的绸子……
谁让我爹万灶保是白杨镇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呢？
当万主任带领着革命武将又爬上钟鼓楼二层时，打烂了那面比三四个洗脸盆加在一起还要大的鼓。打烂鼓容易，打烂钟却有些难。万主任阴着脸踱步到那半人高的大家伙面前，突然展开了眉眼：“嘿，上工不正缺个报时器么？”我爹回家找长棍子要抬钟时，我娘甩着粘了粗面的手就骂开了：“你就造孽吧造孽！你不怕现世报啊现世报！你以为祖宗没长眼啊没长眼！”我爹万灶保才管不了这些轻飘如雪片的言语。他靠革命起家，难道还对付不了这么口没热气的钟？他带着几个愣头青把大钟拆了下来，用我家的长松木棍架起来，抬到地埂边，绑在老榆树上。一试，声音果然洪亮。
万主任耐心地等到正月二十，一大早就开始猛敲钟，并在钟声间歇伴以嘶哑呼喊：“上工了——上工了——”
当钟声混合着嘶哑声传到我娘换换子的耳朵里时，我娘像被人拿着刀剜去大腿肚上的疙瘩肉，疼得满炕打滚。
我外爷外婆早已过世，没人给我娘燎病，我只有踢踏上鞋子冲出家门，到田埂边找我爹算账。
我说，爹，娘听不得大钟，都疼晕了。
我爹嗯了一声说，听听就惯了。说完，不再理我。
我被爹呛得百无聊赖，不知接下来该干什么。很快，我就被那口大钟吸引住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大钟那么近，我几乎已经挨到它了——如果我伸手，很容易能摸到那凸凹着花纹和字符的外表。可我到底没敢伸出手。我被这厚实的大家伙吓了一跳！它润泽油光地悬在树上，周身起伏着曲线，和我平常所看到的那些物件皆不相同。我家的桌椅板凳，我可以摸可以坐，可这口钟，我连多看几下都觉得心跳气憋。可我又实在忍不住，要往它身上瞥。我尤其喜欢钟耳，像刚出锅的油饼，哪哪都滋润。看着看着，就痴迷了，恨不得张开嘴，咬一下那耳朵，看它会不会疼得叫起来。
这样的钟——神了！
以前和娘走过钟鼓楼时，我每次都耷拉着脑袋看鞋尖，绝不敢仰头逼视。我娘说，大钟是圣物，代表着祖先，代表着规矩，我们俗物多看一眼，就多脏了它一分。
虽然我外爷没给我娘传授太多的占卜打卦术，可我娘到底不是一般妇人——一听木头敲到大钟身上，就觉得是不肖子孙在糟蹋祖宗，羞愧得想死。她心里一羞愧，就头疼；她一头疼，就满炕打滚。
我看见那些站在我爹身旁的男人们个个灰头土脸，却目光炯炯。他们像狼盯兔子般盯着这口钟。他们是喜欢还是痛恨，我搞不清楚。而现在，我爹像被无名鬼火烧着，满面红光，抄起地上的松木短棍就往我手里塞：“来，使劲敲！”
几个男人咧开嘴笑了起来，呲出满嘴黄牙。
我像被开水烫着了手，猛地甩开，木棍掉在了地上。一个男人见状噌地窜过来，抄起那棍子，攒足气力，往钟身上猛砸。我爹见他砸得开心，劈手夺下那棍子，开始自己痛快起来。我在家听到钟声时，直抱怨娘太敏感，反应怎么那么大！现在，我的耳朵里像是发生八级地震，一股股暗红火苗腾空而起，将我裹在篝火堆里。那烈焰蛇芯子般上下撺掇，几乎要将我烧烤成一块滴油的肉皮。我捂着耳朵逃窜开，撒开两腿，顺着地埂往镇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