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下午，专案组开始对汪孚康进行调查。专案组长莫逸君把刑警王仲秋、曹正昌调派过来，加强纪森诺这一路的力量。
刑警前往汪孚康供职的铁路局机务段，保卫科出面接待的副科长景浩海介绍了机务段钳工汪孚康的情况——
汪孚康，佳木斯人，今年三十九岁，自幼父母双亡，给地主放过牛、当过长工。十六岁那年从佳木斯来到哈尔滨，因为个头儿高，体质健壮，就干起了拉洋车的行当。拉了四年洋车后，认识了一个经常坐他洋车的苏联铁路工程师（当时中东铁路北段即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经该工程师介绍，汪孚康得以进入北满铁路机务段当了一名实习钳工。此后，他一直在铁路系统从事维修工作，其间曾跟随香子的前夫天宫。屈指算来，到1949年，汪孚康已经在铁路上干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汪孚康平时不大爱说话，埋头干活，工间休息时工友讲笑话瞎聊天，他也不参与，只是静静地听，偶尔跟着别人笑笑。除了干活儿，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武术。他在佳木斯老家时学过摔跤，到哈尔滨后拜师习练武术，由于肯吃苦，人也机灵，进步很快，是同时拜师习武的十来个徒弟中最早出师的，后来又是最早被师傅允许收徒弟的。与香子结合前，他曾有过一次婚姻，女方无业，父亲是一个小杂货铺店主。婚后，汪孚康通过天宫的介绍，在火车站为妻子谋得了一份清扫工的差使，有了一份收入。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可好景不长，婚后一年多，汪妻染上时疫不治身亡，当时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之后，汪孚康一直单身，直到日本投降后与天宫工程师的遗孀重新组建家庭。
当时东北是解放全中国的大后方，东北局要求各国有单位迅速发展壮大党员队伍。汪孚康是孤儿，自幼给地主做工，之后进城当工人，在那个年代，属于一等一的无产阶级分子，因此被组织上看中作为发展对象。但香子这个日本老婆（尽管婚后即加入中国国籍，但领导还是这样认为的，社会上也是这种观点）成了他入党的障碍，组织上就找其谈话，劝他离婚。可是，任凭组织上派来的政工人员如何劝说，汪孚康就是不开窍。于是，汪孚康就获得了一个“榆木脑袋”的绰号。
领导自是对他大失所望，组织从此与其疏远，他被归入了落后群众的行列。而汪孚康的表现还真是不折不扣的落后群众面貌，工作积极性不高，让他加班必须先开好调休单;平时工余时间的政治学习、群众大会总是迟到早退;让他发言，有时就会信口开河，时不时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纪森诺等人向专案组汇报上述情况后，专案组决定把调查触角伸向汪孚康。专案组分析，蒋何为的被害应该是分为两步进行的，如果汪孚康确是主谋，那他所走的第一步是先以高额报酬引诱蒋何为接下“需要保密的活儿”，指望一举成功，那就一劳永逸了;如果第一步没有成功，那就只好走第二步，直接下手。
汪孚康与蒋何为认识，且是情敌，所以汪孚康自己不可能去聘请蒋何为干活儿，他得另外请人出面，这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与汪孚康的交情深厚，否则不可能帮忙做这样的事;二是那人并未参加过汪孚康的再婚婚礼。如果是婚礼的出席者，甚至是参与殴打蒋何为的人，见了面蒋何为或许会认出来，那往下就玩不下去了。至于第二步直接去医院行刺，那倒有可能是汪孚康自己前往下手——据曾经在医院里瞧见过疑似凶手的黄彩凤夫妇的描述，那主儿三十多岁，相貌、身材也跟汪孚康接近。刑警商量下来，决定从铁路局档案中调取汪孚康的照片，去医院找黄彩凤夫妇辨认了再说。
黄彩凤的丈夫已按照刑警的嘱咐，画了一幅凶手的画像。几个刑警看下来，觉得跟汪孚康不大像。刑警不肯轻易放弃，没准儿周老师辨认有误呢？于是，改个方向调查，直奔汪孚康的住处，当然不是找那对夫妇，而是通过派出所找来若干邻居，请他们回忆，汪孚康是否曾经穿过隐格黑色凡立丁上装，蓝色劳动布裤子。一干邻居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没有穿过，有的说黑色上装好像穿过、劳动布裤子没有穿过，还有的正相反。无奈，刑警干脆去铁路医院找青木香子调查，妻子对于丈夫的衣服应该是清楚的。
香子给出的回答是，汪孚康既没有黑色上装，也没有蓝色劳动布裤子。铁路局发的工装是劳动布的，不过不是蓝色，而是黑色。此外，香子还提供了一个信息：汪孚康已经知晓蒋何为死亡的事了。
就在昨晚，汪孚康对她提起此事，说那个姓蒋的家伙恶有恶报，已经让人干掉了。如此，我们就离婚吧。香子求之不得，说离婚就离婚，15日是星期天，我们先把双方的财产清理一下，造个册子，下周约个时间去区政府办手续就是了。汪孚康马上点头称好，神情看上去很是轻松。
不过，这对夫妻的约定未能兑现。5月16日，专案组长莫逸君下令，直接找汪孚康聊聊，问他5月11日晚上去哪里了，为什么一夜没有回家。这样，在铁路局机务段加班的汪孚康就被传唤到保卫处，接受刑警的讯问。汪孚康承认他已经知道蒋何为被人杀害在医院病床上的消息，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还是那句话——恶有恶报。然后就问到5月11日晚上他是在哪里过的夜。他先是说在单位加班，话刚出口，大概是觉得不妥，又改口说在机务段宿舍睡觉，因为他最近和妻子闹矛盾，不想回家，就睡在单位里了。
刑警当场请保卫处向铁路局机务段宿舍门卫了解，门卫说记不清楚那晚汪孚康是否在宿舍过的夜，不过他在宿舍确实有床铺，以备加班加点晚了没法儿回家的时候好有个地方休息。那么，5月11日晚同寝室的工友是哪几位呢？门卫说汪孚康住的是二楼楼梯间，比较小，只有他一张床铺，这是当初安排铺位时就形成的格局。
这样一来，刑警只好先把汪孚康搁在保卫处，一行人去宿舍，向门卫要了那栋宿舍楼的住宿人员名单，选出与楼梯间相邻的那几间宿舍的住宿工人一个个询问。一圈调查下来，都说5月11日晚上没有看到汪孚康。回过头来再去问汪孚康，刑警警告他必须说实话。汪孚康“榆木脑袋”的绰号名不虚传，还是坚称那晚自己住在宿舍，让刑警看著办。于是，他就被拘留了。
纪森诺等刑警商量下来，决定先让汪孚康在看守所待着，他们随即进行另一路调查。前面说过，专案组分析，如果汪孚康确是命案主谋的话，他先进行的是第一步，即策划让蒋何为神不知鬼不觉地醉死，那就需要有人出面跟蒋何为谈一桩报酬优厚、工期不长的活儿，现在，刑警就是要找到这个谈活儿的人。
先去找了青木香子，向其了解汪孚康平时有哪些与其走得特别近的朋友。汪孚康的交往不像蒋何为那样广，香子提供的也就只有十一人，都是武术方面的，铁路局单位的同事一个也没有。这对于一名资深钳工来说，似乎不合常理。尽管汪孚康在机务段属于落后群众，但落后分子也是有朋友的呀。再去铁路局打听，证实青木香子并没有遗漏什么情况，汪孚康确实没有要好的同事，即使三个曾跟他学手艺现已满师的徒弟，和汪孚康的关系也属于一般。
这倒也好，减轻了刑警的工作量。刑警当即根据香子提供的名单进行调查。十一个调查对象中，有三个是汪孚康的师兄，两个是师弟，三个是同道（即同一武术门派中人），还有三个就是徒弟了。这些人的身份分别是商人、工人、小贩、司机，还有一个是政府干部。纪森诺打算先找那个名叫宋纪春的干部调查，相信那位不会把江湖义气看得比干部身份还重。
二十七岁的宋纪春是哈尔滨本地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所以有钱供他上了大学。不过，他在大学里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参加了革命，那是1945年初的事。半年多后，抗战胜利，小宋被组织上分派到区政府民政股当了一名干事。今年1月，小宋被调到区文化馆当了副馆长。他是武术爱好者，专门拜过师，据说身手还不错。当时还没有成立什么“体育运动委员会”，但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由文化馆代管，把宋纪春调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小宋听纪森诺说明了来意，显得很吃惊，说老汪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倒还真不知道。这话刑警信，因为日本刚刚投降那会儿，汪孚康和香子结婚时，他跟汪还不认识，不知道这对再婚夫妇竟然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小宋毕竟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干部，心思缜密，没等刑警发问，先取了张白纸，一面翻阅台历上前几天的记录，一面笔走龙蛇在纸上写着什么，临末签上自己的姓名。他告诉纪森诺，说这是我本月1日至11日夜间的活动情况，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我再补充。
刑警调查案子时还没遇到过这种对象，给他这一弄，反倒略微有些不自在。纪森诺接过那张纸看了一遍，果然清清楚楚。那个年头政府部门人手少，干部工作量很大，基本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都要加班，小宋从1日到11日这些天里一直在忙碌。他抓的是群众体育，天天跟基层、街道的体育爱好者打交道，每桩工作都有多名证明人。刑警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但出于走程序的需要，还是去访问了证明人，证实其所言不谬——小宋没有作案时间。
调查中，小宋还说到汪孚康有另外两个交往较密切的朋友，其中一名在稍后引起了刑警的兴趣。当然，那是在纪森诺等人把香子提供的那张名单上的十一人全部调查完毕，均排除了作案嫌疑之后的事情。
小宋说到的那二位，其中一个叫邢素兰，四十来岁，是一家铁匠铺子的老板娘。她的父亲乃至祖上数代都是汪孚康那一门武术流派中的地方名人，到她这一代，不巧其母生下的四个孩子都是女孩儿，按照该门派“传男不传女”的规矩，这门功夫就断了，其父也只好认命。但长女素兰对武术却有一份天生的兴趣，缠着老爸要求传授，遭到拒绝后犹不死心，每天随着老爸起早摸黑依样画葫芦。老爸感动之下，以自言自语的方式边练边传授，总算使女儿学到了几成。还别说，就这几成，也使得同道中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一天她在公园里打拳，正巧被汪孚康等人瞧见，自是吃惊不小。那还是半年前的事儿。自此，邢素兰就和汪孚康那一班人开始交往，不过仅限于切磋武艺。
邢素兰一介女流，和汪孚康并无深交，应该不可能跟案子有关系。不过，邢素兰接下来说到的情况却引起了刑警的注意。这就引出了宋纪春所说的汪孚康的新朋友中的另一位——赵寅义。
赵寅义是跟邢素兰习练武术的，不过不是徒弟。邢素兰认为自己仅学得老爸本领的些许皮毛，又没拜过师，算不上该门派中人，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罢了，哪有收徒的资格？但她每天到附近公园去习练拳棍刀枪时，旁边总有一些年轻人围观，经常有人提出要求拜师学艺，邢素兰一概拒绝。但于赵寅义却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个小伙子在学武方面的秉性竟然跟当初的邢素兰有几分相似，你不肯教，那好，我就在旁边跟着比画。每天一大早，小伙子就去公园等邢素兰，等到后依葫芦画瓢，一招一式还有点儿像模像样。
这样风雨无阻两年多下来，终于感动了邢素兰，也就肯指点几下，但明确申明并非师徒关系。半年前，邢素兰跟汪孚康等人在公园相识，赵寅义也在旁边。邢生怕汪等人以为赵是她的弟子，就把赵的情况当众介绍了一遍，见汪对赵似乎很欣赏，便问汪是否愿意把赵收为弟子。汪孚康的想法可能是这小伙子迟早会是邢的弟子，他不敢掠人之美，当下摇头，但表示可以像对待入室弟子那样给予点拨。这样，赵寅义就成了汪孚康不是徒弟的徒弟。
然后就要说说赵寅义疑似涉案之事了。劳动节那天，赵寅义拎了一份礼物前来铁匠铺（小伙子之前为图谋跟邢素兰学武术，已经跟邢的丈夫老丁交上了朋友），还拿出一张图纸，要求丁师傅照样打造一柄匕首。当时尚未有“管制刀具”之说，普通百姓家甚至可以拥有猎枪，铁匠铺接这种活儿也算正常。稍后邢素兰也知道了这件事，曾随口问过赵，打这玩意儿干什么用。赵寅义说是受朋友之托，人家要去内蒙古草原跑趟买卖，要一把好匕首防身用，知道他跟丁师傅说得上话，就请他出面，要求丁师傅用精钢打造。至于费用，那肯定不会让丁师傅吃亏。
刑警马上想到了行刺蒋何为的那把匕首，立刻由邢带着前往铁匠铺子。丁师傅说那把匕首在5月5日由小赵取去了，图纸还留在他手里，说着，拿出图纸给刑警看。刑警一看上面注明的尺寸，跟死者胸前的伤口竟然完全吻合！
赵寅义立刻被传讯，先问那把匕首，其说法跟他对邢素兰的说法相同，系受人之托。那么，那个所谓的朋友呢？答称对方是吉林来的，已经拿了匕首离开哈尔滨去内蒙古草原了。刑警问对方的姓名住址，赵寅义说两人是在饭馆里喝酒时结识的，只知道姓沈，长春人，是做皮货生意的;至于住址，人家没留。
很明显，这是在敷衍警方。刑警当即去赵家搜查。这一查，就把那把匕首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