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家住的是平房，进门一间是客堂，客堂右侧是里外两个卧室，大人小孩儿各居一间;客堂的里间亦即卧室的隔壁是厨房，厨房后面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院子，沪上称为“天井”。韩少珍就死在这里，她是触电身亡的。菜篮子原本是拎在她手里的，触电时被甩飞出去，撞在墙上再弹落到地上，墙上的石灰都被磕掉了一大片，可见其触电时身体受到的电流冲击是何等强烈，菜篮子里的猪肉、豆腐干、河鲫鱼、香葱以及馄饨皮等，散落一地。
分局刑警接到报案迅速赶来，市局法医再次出动。法医听了一干邻居提供的情况后推断，女主人买菜回来，收起雨伞脱下套鞋(即胶鞋)，拎着菜篮子去厨房。她收雨伞时，手上肯定沾到了雨水，湿手触及厨房门的一瞬间，发生了触电事故。
推厨房门怎么会触电呢?这里先要说一下韦家的门窗。韦焕第入狱前是汽车修理厂的技工，整天经手的就是各种型号的金属薄板，即汽车的“车皮”，破损的拆下来，新的换上去。拆下来的旧“车皮”和换新“车皮”时裁剪下来的边角料，就是废金属。不过，这种废金属跟一般意义上的破铜烂铁有区别，不但不锈不烂，而且颜色各异，放在一起五颜六色煞是好看。韦焕第是“外国铜匠”(旧时沪上对钳工的称谓)，入住伊始就向厂里买了些换下的各色“车皮”，拿回家裁剪后钉在门窗表面，既结实又美观。
他怕是没料到，韩少珍的触电就是由此引发的——有人从厨房电灯的灯头部位接出一截电线，裸露的那一头系在一枚铁钉上，铁钉的前半段砸进了厨房里侧的门板，后半段连同缠绕在上面的导线横砸在紧贴门板表面的“车皮”上。这样一来，整扇厨房门就通上了电。当天下着雨，地面本来就是湿的，韩少珍的手上又沾了水，触电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刑警估计，凶手做了这番手脚后并没离开，就藏在韦家屋里。待确认韩少珍死亡，这才离开现场，而且把门锁上了。
韦家的地面是泥地上铺了一层青砖，由于家人每天多次走进走出，鞋底的灰土甚至油污就会附着在砖地上，形成一层黑色油泥，沪上将其称为“脚泥”。1958年“大跃进”时，政府号召城市居民为郊区农民提供肥料，家家户户都用菜刀铲下脚泥，集中到一起，统一运往近郊农村。正因为这种地面对脚印比较“留恋”，刑警现场提取到了数枚跑鞋鞋印，当下就有人怀疑，这可能是死者的丈夫留下的。
先前法医在“逍遥池”就地解剖韦焕第的尸体后，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不可能把从尸体上脱下的衣衫鞋子再给穿上，而是白布一卷就由殡葬车拉走了。待到死者家属确认尸体后，自会置办寿衣鞋帽请殡仪馆给死者穿戴齐整。韦焕第遗留在“逍遥池”现场的衣衫鞋子，则由民警带回派出所了，回头再通知家属去取。刑警到派出所看了韦焕第的衣物，其中有一双崭新的皮鞋。量了量，尺码倒是跟韦家现场提取的鞋印接近，不过，这双皮鞋的鞋底几乎未沾尘土，应该是刚买的。
当天晚上，提篮桥分局决定对韩少珍被害案立案侦查，当即抽调了四名刑警加上派出所的一名民警组建了一个专案组。专案组长袁辉友系分局刑侦队副队长，山东淄博人，初中文化.1946年参加革命，从事情报工作，1948年3月淄博全境解放后，调往淄博特区公安局担任侦讯组长，上海解放后来沪，先在市局刑侦处，两年后调提篮桥分局刑侦队。袁辉友接到任务后，随即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了首次案情分析会。
专案组五名成员都参加了“逍遥池”和公平路韦家两处现场的勘查，组长袁辉友是两次勘查的主持者，因此众人对案发情况已经了然。大伙儿先讨论的是之前在勘查韦家现场时就已产生的怀疑：会不会是韦焕第在家设置了杀妻陷阱并看到她确已触电身亡后，再去“逍遥池”洗澡，不料心脏隐疾突然发作而猝死于浴缸内?
这种猜测并非没有可能，不过须找到韦焕第的作案动机，这就需要了解韦焕第的人生经历。专案组成员张博是韦家管段派出所的民警，系留用旧警察。上海初解放时，公安系统留用了一些旧警察，后来随着新政权自己培养的警察业务不断精熟，逐步将留用人员淘汰，到1953年已经所剩无几了。那时候不讲人情，只讲原则，落实上级指示积极迅速，所以可想而知，留下的旧警察要么以前为革命出过力，要么业务精通且向无劣迹。张博属于后一种。他年岁不算大，才三十六岁，却是一个已经干了二十年侦探活儿的老刑警，公共租界巡捕房、国民党、日伪警察局都待过，参与调查的是清一色的刑事案件。这人很聪明，言语不多，观察细致，勤于琢磨。他在唐山路派出所干的是治安警，但对应属户籍警才掌握的管段内的方方面面情况也都知晓。此刻，他便详细介绍了韦焕第的情况——
韦焕第，1918年出生于江苏东台一个富农家庭，幼年时家乡遭遇水灾，时疫肆虐，全家三代八口人死得只剩他一人，在家乡无法生存，他就跟着乡里的大人一路行乞来到沪上。从八岁到十二岁，他讨了整整四年饭，偶然遇到了一个机会。那天，他饿着肚子在公共租界二马路(九江路)上行乞时，一辆黄包车从身旁一闪而过，车上的乘客往路旁垃圾箱里扔了一件东西。韦焕第眼尖，捡出来一看，竟是一个钱包，里面分文全无，只有一张印着洋文的铜版道林纸和一页信纸大小的旧纸。韦焕第上过两年私塾，识得若干汉字，却不谙洋文。不过他认得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寻思这可能是外国银行的支票;再看那旧纸上的文字，勉强能够分辨出这是一份借款契约。四年行乞生涯，使得这个十二岁的小叫花的阅历远比同龄少年丰富得多，他猜测刚才那个坐在黄包车上的家伙大概是个扒手，窃得了某个富人的钱包，把里面的现钞拿走后扔掉了钱包。韦焕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按照借据上的地址找上门去。
韦焕第的判断是准确的。那个失主是租界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姓钱名复毅，那借据是他出借给朋友的一笔五千大洋款项的凭据，而那朋友却抵赖拒还。这天，他带着这份证据去跟律师见面，那张花旗银行的支票则是支付给律师的诉讼代理费，不料在电车上钱包失窃，此刻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更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叫花竟然把钱包还给了他。钱老板大喜过望，拿来一百元钱硬要塞给韦焕第。这当儿，韦焕第显出了他的少年老成，提出不要分文酬谢，最好是给他一个饭碗。钱老板当场拍板，让他进自己经营的“宝隆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徒工。
不仅如此，钱老板还安排韦焕第拜全厂金工技术最好的一位“外国铜匠”王师傅为师。韦焕第脑子机灵，但动手能力有点儿差劲，学了三年满师的时候技术平平。不过，他凭着那份察言观色的本领，结识了一个一度在上海滩鼎鼎有名的朋友，那就是抗战时被称为“七十六号魔王”的吴四宝。
吴四宝早年是公共租界跑马厅的马夫，后来改行当汽车司机，最初给“丽都舞厅”的老板、青帮名人高鑫宝开车，并拜高鑫宝为“先生”，后又转投另一青帮“通”字辈大佬季云卿门下。吴四宝跟钱老板是南通同乡，由于钱的汽车修理厂有机床设备，所以季云卿私藏的武器一旦发生了故障，就由吴四宝拿到钱老板的修理厂修整，需要更换零部件的则用机床设备自制。枪支修好之后，由吴四宝带往郊外试枪。吴四宝每次试枪，都会叫上韦焕第。时间长了，两人就成了一对忘年好友。
1939年，吴四宝带了一批弟兄投靠汉奸李士群，组建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行动大队，他被任命为大队长兼“警卫总队副总队长”。吴四宝带去加入汪伪特工的弟兄中，有一个就是韦焕第。1942年，因策划抢劫日本人的黄金，吴四宝被日本宪兵队勾结李士群毒毙。吴四宝死后，韦焕第随即离开“七十六号”，改行当了出租车司机。三年后，抗战胜利， “军统”奉命追缉汉奸。韦焕第只是吴四宝手下的一个跟班，说是行动特工，不过是替人家望望风而已。但是， “军统”还是将其列入缉拿名单。惊恐之下，韦焕第逃返苏北老家，以机修谋生，还娶了长相俏丽的老婆韩少珍。1949年1月，韦焕第接到钱老板的信函，说王师傅病逝，修理厂需要技工，希望他回沪——当然并非指望韦焕第的金工技术，而是想借“名匠王师傅弟子”的名义为工厂扬名，在竞争中增添一枚砝码;钱老板信中还说，追缉汉奸的事儿早就不了了之了，让韦焕第不必担心。
这年春节后，韦焕第带着老婆和一对双胞胎子女返回上海滩，重操修车旧业。王师傅早年是英国海轮上的轮机工，跟英国佬学得一手维修技术。后来上岸另谋生计，一报履历，乃是名副其实的“外国铜匠”，自是人人争着要聘他。他先后在船厂、发电厂、纺织厂、机修厂以及租界工务处干过，最后钱老板以入干股的形式作为拴马桩，才把他留在汽车修理厂。王师傅的金工技术的确属于行业翘楚，而且由于频频跳槽，人头也熟，跟钱老板合作之后为工厂创收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人既肯钻研，必认死理，深信“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乃是至理名言，因此一直不肯收徒弟。后来发生契约失而复得之事，须知汽车修理厂王9币傅是占股份的，一旦损失他也有份，所以他也很感激韦焕第，在钱老板的劝说下，破例收这个十二岁的少年为徒。
王师傅病逝后，工厂业务受到影响，钱老板就想到了韦焕第。其实， “宝隆厂”的其他老师傅足能对付得了所有汽车故障，让他们同心协力技术攻关造一辆汽车也不在话下(后来制造中国首辆“上海牌”轿车的技术队伍中，就有二位骨干是当初“宝隆厂”的技工)。因此，尽管韦焕第的技术水平一般，但靠着王师傅高徒这块招牌，为厂子拉回了不少流失的客户。可想而知，钱老板自然要像当初拴住王师傅那样牢牢地控制韦焕第，不但薪水加份倍，还把公平路上的一座老式平房送给他作为住所。
不过，好景不长。也就几个月工夫，上海解放了。不久，市军管会贴出布告，勒令凡是参加过伪党政军警宪特以及反动会道门的人员，都须限期前往公安局登记。韦焕第生性胆小，不敢迟缓，立刻奔公安分局登记。分局接待人员也没说什么，让他回家该干啥还干啥。韦焕第以为没事了，不料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深夜，警察忽然上门将韦焕第铐上手铐捉拿归案，罪名是汉奸。
消息传出，汽车修理厂的工友和公平路街坊邻居间顿时议论纷纷，说韦焕第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行动特务， “七十六号”人称“魔窟”，其罪责肯定首当其冲，况且韦焕第和“魔王”吴四宝的关系不一般。如此看来，韦焕第这回折进局子，人民政府纵然不把他枪毙，也得判他无期徒刑，让他老死在提篮桥。韦焕第的老婆韩少珍早已乱了方寸，整日哭哭啼啼，却求助无门。多数熟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钱老板上门安抚，让韩少珍不要过于焦虑，要相信人民政府会实事求是处置韦焕第的，甚至断言说韦焕第的刑期最多不超过七年。韦焕第出事后，韩少珍断了收入，钱老板就把她安排进汽车修理厂食堂，还联系一家熟识的纺织厂收托了韩少珍年幼的子女。
1950年6月中旬，羁押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韦焕第收到了上海市军管会的刑事判决书，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个判决结果使韦焕第的亲朋好友、同事邻居都大大出乎意料，又是一番热烈的议论。有些天天阅读报纸、收听广播，对时事新闻颇为了解的人认为，比照那些业已处理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行动特务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的案例来看，韦焕第肯定具有“立功表现”。于是，几个朋友相约，以看望韩少珍及孩子为名前往韦家，打出关心的旗号让韩少珍拿出判决书来看，结果却并非如此，判决书上面根本没有“立功”二字，只不过说韦焕第“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认罪态度尚好”。
至于韦焕第本人，他不懂法律，也不看报不听广播，在看守所跟同监房的人犯聊起案由，大都预测他前景不妙，凶多吉少。所以，他对只判其六年大出意料之余，剩下的只有对人民政府的感激。不久，韦焕第被押解至苏北劳改农场服刑，由于他一直深怀感激之情，所以表现很好。与其他服刑犯人相比，韦焕第觉得自己并未吃多大苦头，因为他有金工技术，在劳改农场不用开荒下田。其他犯人冒着烈日酷暑风霜雨雪天天出工，他却在室内指导别人维修农具。有时总场部或者地方政府、驻军的汽车发生故障，那就非得请他出场不可，届时，他所受到的优待甚至超过押其前往的管教。
1955年9月28日，韦焕第六年刑期服满。劳改农场正好有辆卡车去南京运货，破例允许韦焕第搭车。韦焕第到南京后，没买上返沪的火车票，管教跟农场驻宁办事处说了说，又允许其免费住了一夜。29日，韦焕第买到了夜班火车票，当天午夜离开南京。那时的火车跑得慢，用了七个多小时方才抵达上海北站。
韩少珍接到丈夫的电报后，向厂里请了半天假，赶到北站迎接出狱回家的丈夫。到家后，便有亲朋和邻居来看望。午后，韦焕第说他要到附近去转转，韩少珍也要回厂里上班。当时邻居们是看到这对夫妻一起出门的，谁也没想到几小时后竟然同赴阴曹地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