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石索根、周铁盾着急了。尽管从责任方面来说似乎追究不到他们头上，因为殷源浈是派出所收押的，也是派出所民警带出去上厕所的，可是，刚刚问到殷源浈和韦焕第的那笔债务上，他所陈述的情况正好跟寄往劳改农场的那封函件相反，原债务人变成了债权人，他跟本案就可能有关系。况且，刚好问到这儿，殷源浈竟逃掉了，这不可疑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以派出所居多)、看守所、劳改农场、劳教单位关押对象脱逃现象比较多，押解途中甚至刑场上脱逃的也有，作为基层派出所的民警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此刻在他们看来，殷源浈是因轧姘头被群众扭送进来的，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儿，逃了就逃了，回头还怕不回家?一回家还不是再次被群众扭送?因此，派出所那几位，包括所长、副所长在内，甚至都懒得出门去看一看，问问路人殷源浈往哪个方向逃了。石索根、周铁盾却是有查案的责任，见人家不动弹，只好自己起身出去，指望能追上。出了派出所大门，自然是踪迹皆无。随即去殷源浈住处所在的裕德里，在居委会遇见了正在了解情况的户籍警老金。老金告诉刑警： “殷源浈的情况很严重，他有杀人嫌疑啊!”
刑警一听顿时一个激灵!杀人?难道这小子正是“9′ 30”二命疑案的凶手?想想也对，他是能工巧匠，跟韦焕第的关系密切，是能够把韦焕第忽悠到“逍遥池”去的，他也去过公平路韦家……正朝疑点上想的时候，老金说了自己的判断。听下来，这小子杀的不是韦焕第、韩少珍夫妇，而是他的姘头花巧芳。殷源浈与花巧芳通奸，曾被人抓住过三次，这次花已失踪四天，四天前曾有人看见花与殷源浈在西郊公园(即上海动物园)出现过。刑警听着，寻思失踪四天，那就是9月30日离家的，就问殷源浈是9月30日上午还是下午去的西郊公园。老金说他已给两位目击者的单位打了电话，让他们提早下班回家，现在正等着他们呢。
说话间，那二位回来了。这是一对正在谈恋爱的邻居小李和小程，同在医疗器械厂上班。9月30日上午，两人相约去西郊公园游玩，玩到下午一点多想回来时却下雨了，下得还不小。那时候的西郊公园没有商店，即便有商店而且出售雨伞，他们也舍不得买，只好找地方躲雨。就在躲雨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看见殷源浈和花巧芳肩并肩走过，这对野鸳鸯倒是打着一把油纸伞——由此判断，两人应该是午后出门的。
可以想象，石索根、周铁盾听着小李、小程的这番证词，自是暗叹“没戏了”;而老金呢，则是眉飞色舞，笔走龙蛇地记录着。石索根、周铁盾交换了一个眼色——殷源浈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人，这家伙跟“9·30”二命疑案无涉。不过，小李和小程的证言他们也需要一份，所以等老金完成笔录后，刑警也抄了一份，让小李和小程签了名，拿回分局交差。
当晚，两路刑警汇总了各自调查所获，另一路去公平路向韦家邻居和路人查摸情况的刑警只了解到一个信息：昨天(10月3日)，曾有一个自称姓郑、操一口苏北话的男子来访。韦家男女主人双双遇害后，由于上海没有亲戚，已由区民政局发函韦焕第、韩少珍原籍地东台县民政局，要求证询韦、韩两人老家的直系亲戚，是否有愿意领养那对双胞胎的，如果没有，将把双胞胎送往福利院由国家抚养。在等待苏北的消息期间，双胞胎暂由就读小学和居委会共同照顾，生活费用由民政局补助。学校和居委会协商后，决定让双胞胎寄住于从小就一直很关心他们的邻居黄婶家，韦家的住房钥匙则由居委会掌管，如需进屋取双胞胎的生活用品，就由居委会干部陪同黄婶入内。
昨天中午郑某来时，居委会治保委员和黄婶正好在韦家翻箱倒柜寻找双胞胎的换季衣服。来人听说韦焕第，韩少珍夫妇双双遇害的消息大吃一’晾，嘴里一迭声说“这怎么可能”。治保委员问对方跟韦焕第或者韩少珍是什么关系，他说是苏北老乡，不过他并非从苏北来，而是早在上海解放前就已经在沪工作了，现在就职于静安区粮食局下面的粮管所，还掏出工作证让对方过目。
专案组民警对这条信息产生了兴趣，议论说这个郑某不知是否知道一些韦焕第夫妇的情况，看来有必要去走访一趟。
10月5日，刑警前往静安区粮食局打听郑某其人。据粮食局人事干部介绍，此人名叫郑莫庸，江苏省东台县人，雇农出身，上海解放前夕来沪，经人介绍在粮食仓库谋得一份打杂的工作。上海解放后，粮食仓库收归国有，他就成了粮管所职工。此人历史清白，表现一般，至于郑莫庸跟韦焕第、韩少珍夫妇的关系和交往，那就不清楚了。
于是，刑警直接去找郑莫庸了解，得知他跟韦焕第是同乡同村人，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哥们儿。他来上海打工就是韦焕第介绍的，当时韦焕第刚被“宝隆厂”的钱老板召回上海。临走时，两人在村口相遇，郑莫庸知道韦在上海人头熟，就托其帮着留意一下有什么工作，不管干什么，总比窝在乡下强。韦焕第漫不经心地答应了，郑当时也没抱多大希望。哪知，两个月后，韦焕第来信说已经替他找到了一份粮库打杂的工作，随信还寄来了赴沪路费。从此，郑莫庸就跟韦焕第夫妇有了经常性的来往。韦焕第判刑入狱后，郑莫庸念着那份情谊，每年春节总会携一份礼物看望韩少珍和孩子。
刑警问对方10月3日那天为什么要去韦家。郑莫庸说： “我特地来看韦焕第的，他不是刚从劳改农场放出来吗?”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韩少珍跟我说过韦焕第的刑期是六年，今年春节我去看她时她念叨过，说老韦10月份可以回家了，我就记着了。不过，我当时并没有问老韦释放的确切日期，要不是9月30日我正好在北站看见他，10月3日我是不会去公平路的。”
郑莫庸所在粮管所的副所长老朱是一位山东籍的转业军人，他在解放上海时负了伤，一条腿留下残疾，走路有些不便;胳膊的骨头里嵌有弹片，不能用劲。老朱参军前已经在山东老家结婚，根据规定，每年享受一次探亲假。今年他选定9月30日离沪返乡，自然要带一些礼物，单位一天前就安排郑莫庸送老朱去北站上车。那天，郑莫庸用单位的 “黄鱼车” (沪上对脚踏三轮车的称谓)载了老朱和行李前往北站。赶到站前广场，由于人多，只好下车推着走。由于有荣誉军人证，火车站破例允许他们走边门直接去站台。
就在这个过程中，郑莫庸无意间看见韦焕第、韩少珍夫妻俩在对面站台上跟一个中年男子说话。那男子套一件咖啡色夹克衫，没系扣，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腋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脚边放着一个旅行包、一个藤条箱。三人有说有笑，看样子很亲热。郑莫庸顿时想起春节前韩少珍说起过10月份韦焕第就可以回家了。由于中间隔着两条铁轨，再说他必须赶紧把老朱送上火车，否则检票口一旦打开，旅客们蜂拥而入，就抢不到行李架了，所以没来得及打招呼。待他把“黄鱼车”推到车厢门口，取下行李，无意间回头看了看对面站台，韦焕第、韩少珍夫妇和行李已经不见了，只有那个男子还站在那里。
专案组正面临着查摸不到线索的窘境，刑警自然对那个“夹克男”产生了兴趣，问了身高、体形，认为那人的鞋码应该跟韦焕第差不多，符合凶手在“逍遥池”杀害韦焕第后穿上韦的跑鞋前往公平路杀害韩少珍的条件。再分析“夹克男”在站台上的状况，认为他应该不是专门为接刑满释放的韦焕第而去北站的，而是去站台送客或者候车，正好遇到韦焕第下车;从他们说说笑笑的情况判断，这人跟韦焕第可能并非泛泛之交。
不过，调查这个“夹克男”的难度比较大。当时火车票实名制的说法尚未问世，也别考虑什么监控录像之类。那么，刑警们应该怎样查摸呢?专案组认为，结合之前所掌握的相关情况来看，如果 “夹克男”跟凶手有关或者就是凶手，那么他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对“逍遥池”相当熟悉。结合凶手的电路知识，众刑警认为这人可能参与过“逍遥池”电气设施的安装或者维修。如此，专案组终于找到了追查的切入口。
10月5日上午， “逍遥池”老板高复生接到通知让去分局接受询问。专案组长袁辉友和刑警石索根、祖兴为与其谈了不到十分钟，就锁定了一个名叫任俊秋的家伙。
高复生当初创办“逍遥池”时，请了一个名叫竹内真王的日本电气专家负责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竹内在日本没有多大名气，但在上海电气界的名声却不小。早在1892年从被称为“德国的麻省理工”的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气系毕业后，他就来到上海，先后供职于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一些技术机构。到1930年“逍遥池”请其负责电气施工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高复生回忆，竹内的健康状况不佳，患有肺结核和肝炎，但他还是很认真地主持设计工作。不过进入施工阶段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住进了医院，只得从他担任客座教授的同济大学中挑了三个学生代其进行施工监理。 “逍遥池”开张时，竹内已经病故一个多月了。高复生所说的那三个代师监理的学生中，有一个的体态特征跟“夹克男”吻合。这人就是任俊秋。
刑警问高老板： “这个任俊秋在‘逍遥池’开张后来洗过浴吗?”
高复生说：“经常来，不仅仅是洗浴，有时我们还请他过来指导维修。抗战爆发前两个月， ‘逍遥池’停业大修时也把他请来了，是他主持制订的大修方案。上海沦陷后，任俊秋有时也来洗浴，还曾带来过几个日本人，说是竹内老师的朋友。不过我们一个曾被日本宪兵队抓进去过的会计马先生说，那几个日本人里，有两个是宪兵队的军官，曾讯问过他。”
“抗战胜利后任俊秋来过吗?”
“没有。1946年‘逍遥池’再次大修，四处打听也没找到任俊秋，有人说他去香港了。”
“那么，任俊秋在抗战期间干的是什么工作呢?”
“他名片上印的是一家电气器材经销公司，好像叫‘辉煌公司’，我没去过，听说是在天津路上的。”
刑警在工商局并未查到这家公司。好在高复生还保存着那张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尽管电话局早已更改过线路，但技术资料档案里还能查到这个老号码。查下来的结果是，确实有这家公司，是任俊秋开的，但在抗战胜利后半个月即1945年8月底，该号码就停机了，估计公司也关闭了。
10月6日，专案组开会讨论调查到的情况。留用刑警张博昨天感冒发烧没来上班，医生给开了三天病假，但今天他感觉好点儿了，就主动来了。听袁辉友一介绍情况，他的脸色有点儿异样。袁辉友以为他不舒服，说老张吃得消吗?不行的话还是回去休息。张博说不是身体原因，是任俊秋这个名字，我怎么觉得有点儿熟?袁辉友等四刑警闻听之下又惊又喜，一齐盯着他。片刻后，张博说我想起来了，这个名字我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联合通缉令中见到过，说此人是“技术汉奸”，跟日本宪兵队、汪伪“七十六号”关系密切，参与研制、维修与电气相关的器材和刑具，领取数额不菲的津贴。这份通缉令应该还保存在分局档案室。
袁辉友宣布马上休会，和张博去档案室找通缉令。果然，从接管的国民党警务档案中找到了那份通缉令，上面不但有张博所说的那些内容，而且还有任俊秋的照片。张博说，抗战时日本宪兵队和“七十六号”逮捕过大量国民党“军统”、 “中统”的特工人员，许多被捕者都遭受过包括电刑在内的残酷刑罚;而抗战后负责追捕汉奸的是“军统”，他们对任俊秋恨之入骨，曾专门组建过以警务人员为主、由“军统”特务督导的专案组追缉此人。有关追捕情况的卷宗可能保存在市局档案室，上海解放前夕，警察局长毛森逃离前虽然销毁了许多档案，但估计这方面的档案应该不会销毁。
另两名刑警石索根、祖兴为奉命前往市局档案室查阅，果然找到了该卷宗。据卷宗显示，当时确实组建过专案组对任俊秋进行追缉，全组七人从1945年10月11日开始到次年8月22日专案组解散，整整调查了十个月，却一无所获，最后的结论是：任俊秋可能已经自杀，但也不能排除改名换姓潜逃海外的可能。
该卷宗中有任俊秋的多张照片，以及当时的专案人员与任俊秋的数十名亲朋好友的谈话笔录。袁辉友认为这些内容中可能会有调查任俊秋其人的线索，不过，先得确认任俊秋到底是不是郑莫庸在北站站台上看到的那个“夹克男”。
10月7日，专案组挑选了两张任俊秋的照片，和其他七张相似年龄、体形男子的照片混在一起，请郑莫庸辨认，郑莫庸准确无误地认出了任俊秋的那两张照片。又把这些照片拿到“逍遥池”让高老板以及认识任俊秋的老职工辨认，也都证实无误。当天下午，专案组决定正式调查任俊秋的下落。
刑警分析，任俊秋那天出现在站台上，腋下夹着公文包，他可能是来接人，也有可能是候车，甚至是刚从外埠来沪的火车上下车。因此，有必要向北站查一下9月30日上午那个时段(八点至九点)该站台的使用情况。查下来的结果是，该站台那个时段有南京开来的两趟列车、杭州开来的一趟列车抵达，上海开往南京、杭州、蚌埠、济南方向的七趟列车出发。
专案组刑警齐往市局，再次调出那份卷宗，在阅卷室闭门不出仔细阅读相关内容，发现据当时国民党专案组的调查，任俊秋在南京有挚友，曾怀疑任俊秋逃亡南京。当时的专案人员曾三次前往南京调查，但未发现其踪迹。这个情况引起了袁辉友等刑警的重视，认为任俊秋可能藏匿于南京，当然其身份肯定已经洗白。所以，有必要把调查触角伸向南京。
10月11日，专案组五名刑警悉数出动，前往南京调查。国民党旧档案中所显示的那个任俊秋的挚友早在南京解放前夕就携家眷前往台湾，这条线是断了。刑警从任俊秋的技术特长这一点上分析，认为不论逃亡何处，他都要谋生，而电气技术是其唯一的特长，做生不如做熟，他应该还在这一行干。于是，专案组决定对南京当地的电气行业进行调查。经与南京市公安局协调，南京警方派了三名刑警配合上海同行开展工作。
七天后，专案组终于在私营企业“捷跃无线电器材厂”发现有一个名叫宋紫煌的电气工程9币与任俊秋的外形相似，当即带往附近派出所讯问。从当天傍晚七时至次日清晨五时，较量了十余个小时，宋紫煌终于承认其“技术汉奸”的身份并供认了杀害韦焕第、韩少珍夫妇的罪行——
宋紫煌，原名任俊秋，祖籍浙江宁波，1908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商家庭，193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电气专业。毕业前的实习阶段，他受日本教授竹内之邀参加“逍遥池”的电气设计，并代替竹内负责施工监理。完成“逍遥池”的工作后，他进入江南造船所(新中国成立后改称江南造船厂)工作。五年后，宋紫煌离开江南造船所，在天津路开了一家“辉煌电气器材公司”。工商登记时提供的材料说是由其独资，其实一半资金由已故世的竹内教授之子、日本商人竹内清空提供，算是“中外合资”。
通过竹内清空的关系，宋紫煌结识了日本军方设在上海的秘密特务机关的特务，为该机关以及日本上海领事馆、通讯社提供电气技术有偿服务。上海沦陷后，这种服务延伸到日本上海宪兵队以及汪伪“七十六号”，宋紫煌参与研制电刑、通讯、触电器等特务器材。不过，宋紫煌的公开身份仍是“辉煌”的老板，为日方提供这种服务是在秘密状态中进行的。他与“七十六号”发生联系时，“七十六号”头目李士群指定吴四宝与其接触。韦焕第有时被吴四宝叫去开车接送宋紫煌，两人由此相识，不过并无深交。
抗战胜利后， “辉煌公司”关门，竹内清空离沪回国。随之宋紫煌被“军统”通缉，他立刻逃往南京，通过朋友关系，买通警察局落了全家户口，并对姓名、年龄、籍贯等基本资料都作了篡改，落户时间也提前了十年。诚如专案组分析的，宋紫煌的谋生手段还是电气技术。以宋紫煌当时的技术水平，堪称专家，所以他很快就进了“捷跃无线电器材厂”，被任命为技术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宋紫煌仍然埋头技术，被认为是个“书呆子式的知识分子”。从1953年开始，他甚至还在国内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在华东电气行业小有名气，数次被邀请参加技术研讨会。
这次，宋紫煌就是应邀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研讨会后返宁候车时在北站站台上与韦焕第夫妇相遇的。韦焕第知道宋紫煌被通缉之事，稍后他也被通缉，在他看来，两人是有“共同语言”的，所以开口就问宋紫煌在抗战胜利后的遭遇，现在在何处高就。对于宋紫煌来说，这都是“死穴”，当下敷衍几句就转移话题，问了韦焕第的住址、家庭成员等情况。韩少珍善于跟人交往，也插了几句话，对自己的情况作了介绍，还说是请了半天假特地来接站的。
宋紫煌应付完正想开溜，哪知，韦焕第看见了那个公文包上印着的“南京捷跃无线电器材厂”的字样，嘴上没说，眼里却显出疑色，说自己刚为以前在“七十六号”的事儿吃了六年官司，待休息几天后再前往南京拜访老兄。宋紫煌一听就知道摊上大事了——这家伙想敲诈!宋紫煌明白，自己这段“技术汉奸”的历史如若被公安局知晓，逮捕是必然的。 “七十六号”当年迫害过许多中共地下党、民主救亡人士和无辜群众，他参与研制特务器材应属于“严重罪行”，弄不好枪毙也有可能。如果让韦焕第讹上自己，以后定是麻烦不断，于是，就动了灭口之念。
宋紫煌的脑筋动得极快，就在这短促的时间内，他已经想出了行动方案，当下便说： “你我兄弟多年不见，自应好好一聚，下午一点半到两点，我在你家附近的下海庙门口等你，咱俩找个地方消遣消遣，好好聊聊。”
韦焕第自是一口答应。分手后，宋紫煌离开北站。不一会儿下雨了，他买了把雨伞，寻思正好可以借机潜入“逍遥池”布置杀人现场。他先去北京东路五金商店买了老虎钳、螺丝刀、电工刀等作案工具，然后悄然赶到“逍遥池”，打着雨伞进入花园。见四下空无一人，便撬开了与21号浴间一墙之隔的库房门，发现设施依旧，心里一松。他是熟门熟路，当下上到浴间上方的空间，拆开了天花板，布置好杀局离开。临走时，把库房门锁伪装成未被撬坏的样子，扣上保险，把门带上。然后，宋紫煌去了唐山路上的一家茶馆，其时茶客甚少，他在角落里选了副座头，喝茶时唤住了一个提着篮子叫卖花生米、五香豆、瓜子等炒货的少年，买下了全部炒货，条件是让对方去“逍遥池”预订包房。
下午，宋、韦两人在下海庙门口见面后，宋紫煌把预订单给了韦焕第，让他先去“逍遥池”洗浴，说那里的高档区设施不错，你刚从监狱出来，正好把晦气泡掉。他自己则谎称要去办点儿急事，办完后也去“逍遥池”，洗完浴再找家馆子喝酒。韦焕第哪知对方要灭口，乐呵呵地连连点头。就在韦焕第离开下海庙步行前往“逍遥池”时，宋紫煌招了辆出租车，赶在韦之前来到“逍遥池”，再次潜入花园。因为打着雨伞，又是营业清淡时段，根本没人注意，他得以顺利进入库房，上到天花板内守株待兔。
接下来韦焕第触电身亡及之后宋紫煌对现场的处理等情况，跟刑警分析的完全相符。宋紫煌随后前往公平路韦家，布置了另一个杀局。他料想韩少珍已从丈夫口中知晓了自己的历史身份，所以一直在韦家藏着，亲眼看到韩少珍触电身亡后才连夜逃回南京。
1956年1月，宋紫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