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红灯街
处女街垃圾场的杂草丛里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死者身上穿一件翠花紫色连衣裙，死亡时间为昨晚11点左右，年龄在16至18岁之间，除左大腿根部有一道血印外，周身再无任何伤痕，并且系处女。市公安局在当地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两天认尸启事，连一个咨询女尸情况的电话也没接到。
女尸为何被抛在处女街的垃圾场？是蓄意谋杀、自杀，还是其他原因致死？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而且很可能与处女街有关，这起疑案落在了潮侦大队副大队长林培崧肩上。
这天，林培崧驾驶警车带我一道前往处女街。我不是公安民警，但作为市报跑社会新闻的一名记者跟随采访。林培崧把警车停在辖区警务室院内，我们徒步踏上处女街。
没走多远，我们就碰上了两名上着露脐衫、下穿超短裙的摩登女朗。她们笑盈盈地朝我们摆摆手，柔柔地问：“二位先生，需要特殊服务吗？”
见到眼前两名胸脯挺得高高的金发女郎，我没敢吱声，只顾跟林培崧往处女街深巷走。脚下的处女街，当然不能与丹麦第四大城市奥尔堡的处女街相提并论。这里的处女街并非一条街，而是城郊的一个村，叫埠村。埠村紧邻城市，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早已是集饮食、服务、娱乐于一体的热闹集市。尤其美容美发屋按摩洗脚捶背店特多，一条不足
埠村的这条街为何叫处女街，有掌故作证。晚清时期，埠村一带还是长江的一个外滩子。芦苇丛生，荒无人烟，一片萧条。据说，附近村庄有个挺具几分姿色的良家女子至死不屈从官府的淫威。后来，就有好事者将女子自尽的那个滩头起名“处女滩”。早先的那个长江外滩己不复存在，衍生成如今的一条街。因当地居民“处女滩”、“处女河”、“处女树”地叫习惯了，现在便把新生的埠村街叫“处女街”。
我和林培崧继续往处女街的丁字口走去。走着走着，林培崧几大步跨进了“点点发廊”，对一位身着连衣裙的小姐说：“请你跟我们去一趟警务室！”
那小姐愣怔之际，从楼阁上走下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妇女，白白胖胖，雍容华贵，只见她将手里的烟屁股一丢，双眼圆睁：“你有没有搞错人？”
林培崧懒得与她废话，亮了证件，低吼道：“处女街无名女尸案同她有关！”
直到那位小姐被带至埠村警务室，我才明白，她身上穿的一件连衣裙同死者身上穿的连衣裙一模一样。在强大的攻势下，该小姐仍坚持说她与无名女尸案毫无干系。最后，她同意将我们带到城里，找到了买翠花紫色连衣裙的“新人类女装屋”。
林培崧问老板娘近来已卖出多少件翠花紫色连衣裙。老板娘指着挂在货柜上的三件连衣裙，说她总共才从广州进了5件，仅卖出两件。老板娘接着又说，这种裙子进价高，这个城市就她独此一家经营。
林培崧不觉眼睛一亮，赶忙拿出死者照片：“这女孩身上穿的连衣裙，是从你的女装屋买走的吧？”
老板娘接过照片看了看，连连说“是的是的”。老板娘回忆了一番，说是三天前的一个下午买走的，当时陪她来买连衣裙的还有另一名女孩，记得她右脸上的一块胎记格外显眼。
林培崧决定寻找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
胎记女孩
处女街无名女尸案的侦破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那天晚上，我刚洗澡上床，手机就响了。林培崧说：“程记者，我在刑侦大队办公室等你。”我刚踏上刑侦大队办公楼走廊，就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办公室坐着林培崧和刑侦大队大队长张润翰二人，烟灰缸已经堆满烟屁股。
林培崧将白天调查到的情况向张润翰作了全面汇报。他们又凭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对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作了种种推断。
应该说，“认尸启事”已在市电视台连续滚动播放两天，想必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早就知道了，只是怕惹祸上身，而不敢出面作证。或许，那女孩之死本身就同她有密切关系；或许胎记女孩同死者争风吃醋，将她残害致死；死者或许是一个刚来处女街谋生的外地女孩，当然不会有人认识她。即便某一休闲屋的老板知晓实情，也会因出了命案而不愿惹事上身…¨
林培崧从“新人类女装屋”走出来，就立即同埠村警务室民警取得联系。对方在登记簿上认真查过了，在处女街从事服务行业的所有女人中，没有一个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既然死者系一名处女，这说明她生前未曾卷入灯红酒绿。那么，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是不是一个妓头呢？
我是市报派出采访此案侦破进展的记者，静静地坐在一旁，一边认真倾听一边做记录。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已“嘀嗒嘀嗒”转过零点。张润翰站起身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对林培崧说：“你带程记者出去吃夜宵吧，我回家了。”
林培崧拉着他的手说：“张队长，咱们一块儿去江边烧烤城喝啤酒？”
“算了算了，我已是快退居二线的人，哪比得上你们年轻人。岁月不饶人啊！”张润翰摆摆手，边说边朝楼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