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意味着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因此这篇祭文在当时影响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去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气节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这种气节观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已存在，在其后更甚，但是像王炎午这样大胆地直接提出希望，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的，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借口下对生命的冷漠，特别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其能够以死守节。他们也许会善待俘虏，但对于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则希望其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的气节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即使被放回来，那也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余生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都是没有牺牲危险的，他们“安全”地以道德观望和审判别人，其任务只是给女人立贞节牌坊，或使烈士的英雄事迹流传。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疾呼下，却掩盖不住其对基本生命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持何种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损害甚至付出生命的，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的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而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不希望他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们恐怕都不会心安。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否按照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
年1月9日，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有悲痛，也许更多的是感慨和心安，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