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以为他会提出什么要求，但他确乎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如果你们的南疆考察报告写出来，希望能寄一份给我。”他还透露说，他现在正在积极筹钱，想到年底时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克斯·韦伯这个名字，我当时不知道他是一位德国人，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尽管在日后，我将常常引用他的文字。在以后的生涯中，我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乃至“首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花钱如流水，说到风光和有成就，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差很大的一截。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怀念这位一面之缘的小厂厂长。那次考察历时半年，我们一口气走了长江以南的11个省份，目睹了书本上没有过的真实中国，后来，因了种种变故，我们只写出几篇不能令人满意的“新闻稿”，也没能寄给廖厂长一份像样点的“考察报告”。后来，我们很快就毕业了，如兴奋的飞鸟各奔天涯，开始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廖厂长成了生命中越来越淡的一道背影。我们再也没有联络过。但在我们的一生中，这次考察确实沉淀下了一点什么。首先，是让我们这些天真的大学生直面了中国改革之艰难。在此之前，我不过是一名自以为是的城市青年，整日就在图书馆里一排一排地读书，认为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而在半年的南方行走之后，我才真正看到了书本以外的中国，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过、用自己的心去接近过，你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的辽阔、伟大与苦难。再者，就是我们从这位廖厂长身上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余温。他只是市井人物中的一个，或许在日常生活中他还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还锱铢必较。但就在1989年春天的某一个夜间，他偶尔读到一则新闻，上面说一群大学生因经费短缺而无法完成一次考察。于是他慷慨解囊，用数得出的金钱成全了几个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于是，就在这一瞬间，理想主义的光芒使这个平常人通体透明。
他不企图做什么人的导师，甚至没有打算通过这些举动留下一丁点的声音，他只是在一个自以为适当的时刻，用双手呵护了时代的星点烛光，无论大小，无论结果。
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我在家里写作，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是陌生的，区号属于深圳。接通之后，那边传来一个很急促、方言口音很重的声音：“你是吴晓波吗？”“是的。”“我是湖南的。”“你是哪位？”“我是……”我听不太清楚他的声音。对方大概感觉到了我的冷漠，便支支吾吾地把电话挂了。放下电话后，我猛然意识到，这是廖厂长的电话。他应该去了深圳，不知是生意扩大了，还是重新创业。那时的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从这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这些年，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人类文明的承接，如同火炬的代代传递，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有机会握到那支火炬。于是，有人因此放弃了，有人退却了，有人甚至因妒忌而阻拦别人的行程，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主动地闪开身去，他们踞下身子，甘做后来者前行的基石。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经济社会里，我有时会对周围的一切，乃至对自己非常失望。但在我心灵小小的角落，我总愿意留出一点记忆的空间给廖厂长这样的“例外”。我甚至愿意相信，在那条无情流淌的岁月大河里，一切的财富、繁华和虚名，都将随风而去，不留痕迹。
只有廖厂长例外。
（燕南飞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