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温州调研打火机产业。温州人把十多个零配件摊在桌子上，一个一个捏起来，告诉我温州造与日本造的价格差：电子点火器，日本造成本1.1元，温州造0.2元;密封圈，日本造成本0.2元，温州造0.01元;塑料配件，日本造成本0.6元，温州造0.08元。而且温州工人月薪只是日本工人月薪的1/20。
一溜成本账算下来，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一拍桌子：“一只打火机，日本造的市场零售价是一美元，温州造是一元人民币，看我们不干死小日本！”他大声讲出这段话的时候，温州有3000多家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工厂，年产20亿只，俨然全球第一。
在中国企业崛起史上，这样的景象我们从来就不陌生。同样的一件商品，我们的企业家们以令人惊讶的成本控制能力，包括原材料成本、制造工艺成本、劳工成本、税务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成本、营销成本等等，硬生生地打垮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对手，造就了中国制造的神话。曾经中国最大的彩电企业四川长虹的董事长倪润峰更是总结过一个“30%生死线”的竞争规律：在同等性能的前提下，长虹彩电必须比日本和欧洲品牌便宜30%，这是必须守住的“生死线”。
这条“生死线”，我们守了30年。
而今日，我们似乎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了：这条“生死线”还守不守得住？我们还应不应该去守这条“生死线”？
再回头说那只打火机。
就在那位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拍桌子的时候，我拿起他的打火机，连打了三次才打出火，而那块薄薄的钢片却差点掉下来。他很坦然地对我解释说：“这是一次性打火机，很多人用几回就丢了，没必要像日本人做得那么结实。”
这个细节里隐含着一个事实，即温州打火机的巨大价格优势，除了来自各项成本落差之外，其实也来自配件质量和用户体验的刻意下降。此外，作为产业的模仿者和后进者，不必在技术迭代上进行投入。
因此，所谓的“价廉物美”，“价廉”是硬邦邦的，“物美”则其实未必。
从2003年前后开始，随着国内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轮番上涨，温州打火机工厂的压力越来越大，行业平均利润率跌到2%的可怜水平，大量工厂倒闭转产，3000多家企业缩水至100余家，且全数苟延残喘。而在这些年里，温州企业对打火机产业的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几乎为零。
小小的打火机，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从中可以读出一代人的野心、付出与局限。
制造业可谓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它的可持续成长取决于量与质的均衡递进。30多年来，我们的制造产能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纽扣、家电到汽车、手机，无一不列全球第一。可是，赖以制胜的成本优势却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因此“价廉物美”的空间其实已经被极端地压缩。
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层人士，他们开始认真地关注商品的质量与性能，这一群体有四个显著的消费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