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好莱坞初期，拍摄现场需要翻译。吴宇森在好莱坞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终极标靶》，当时，男主角尚格云顿非常大牌，要和吴宇森平分剪辑权；后来拍《变脸》时，现场效果不对，每加拍一场戏，吴宇森都得自己贴钱。这些困难，他们都挺过来了。
张家振说：“我很佩服他，他非常用功，后来在台上用英文演讲都没问题了。”《变脸》大卖，《碟中谍2》当年全球票房第一，因为后者，吴宇森甚至成为好莱坞为数不多的“拥有最终剪辑权”的导演。
吴宇森和张家振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更自由了，当然也不缺钱，所以当吴宇森跟张家振提出他要回中国拍电影时，张家振根本没当真。2003年，张家振发现吴宇森在他好莱坞的家里看的是央视的节目。吴宇森说，他发现中国在进步，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发型、服装，讲话的风度一年一个变化。他说，他想拍三国，拍三国就得去大陆。
五
2007年吴宇森正在拍《赤壁》，张家振在上海碰到王蕙玲，两人商量要写一个关于太平轮沉船的剧本。结果《太平轮》成为吴宇森所拍的最艰难的一部电影，不是由于风格的转换，而是由于疾病的突如其来。
2011年的圣诞节，吴宇森一家是在台北医院病房里过的。3个孩子从美国飞回来，二女儿吴飞霞买了很多彩灯，把病房扮成办派对的感觉。吴宇森突然意识到，30年来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这样休息过，一天睡12个小时，无聊到盯着窗外的树看，发现一棵树也能长得如此漂亮。孩子们都在陪他、照顾他，他躺着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讲话，发现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听孩子们讲话超过10分钟。
孩子们还偷偷地进行了分工：大女儿尚方负责和医生联络，敲定每次治疗的时间，帮他填写各种天书般的表格；二女儿飞霞负责买药、取药，换洗床单，兼当厨师、秘书、司机，不知疲倦，如同侠女一般；小儿子义方每天下班后，给他讲笑话，帮他换药，天气好的时候还推他到院子里，为他理发。那时，他才知道：义方在他打工的那家咖啡店，刚刚升了副经理；尚方在教小孩子们念书；飞霞有个电影梦，不好意思跟他说，他差点有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我才明白，她（指太太）把他们教养得很好。”吴宇森说。
“吴先生大概以为小孩子是不用教的，天生就可以自己长好。”太太牛春龙开玩笑地说。如今，她为3个儿女感到自豪，她把他们教得懂规矩、勤勉，自食其力。她说：“从小，我就告诉他们，不要跟人家说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我不要我的小孩有（名声）这个便利，会傲慢。”
在采访中，吴宇森谈到了爱情。他说：“爱情，时间长了，会融化在生活里，但你要对她存有一份欣赏，要经常想起当初为什么会爱上她。”
吴宇森回忆起与太太初见的时刻。1974年，22岁的牛春龙来到张彻的片场学编剧，吴宇森则是张彻的副导演，正跟着张彻学拍“新武侠”片。“我当时是文艺青年，”吴宇森笑着说，“一看到她，飘着长头发，很纯朴，很天真，又活泼，就已经非常喜欢了。”
第一次约会两人去喝茶，聊起文学，他看到她手指上的红色指甲油，突然想起电影《雌雄大盗》里的场景，沃伦·比蒂故作自信地对费·唐娜薇说：“我不喜欢你的发型，可不可以改一改？”他也顺势演了一把大男子主义，对牛春龙说：“我不喜欢女生涂指甲油，可不可以改一改？”
“第二次见面，她先是把手藏起来，我们聊到差不多的时候，她忽然把两只手伸上来了，我一看，没有指甲油。”他被她的这个动作俘获了，他觉得她如此可爱，如此可爱地包容了他的幼稚。“我觉得那就是我想要的爱情。”吴宇森说。
癌症并没令吴宇森远离电影，在病况不明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他在家里看了一部美国影片。影片拍得很差，吴宇森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如果就这样走了，他会非常遗憾。“我想我还没有真正地融入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吴宇森说。
（柳 华摘自《人物》2015年第8期，本刊有删节，东方IC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