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三年前，韩寒去台湾，把钱包丢了，但很快就找回来了。然后蒋方舟去台湾，也把钱包丢了，也很快找回了。
又不久，一名杭州男子去台湾，也学着韩寒、蒋方舟丢钱包，这次没找回来，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但他回到杭州时，发现钱包已经给他寄回来了。
起初大家感叹台湾人民道德水平就是高，后来才有人发现，台湾和大陆的法律完全是不一样的。大陆这边要求人人做道德君子，要拾金不昧，昧了就要接受道德的谴责。而台湾那边则不然。
台湾民法规定，捡到丢失物品之后，6个月内有人认领的，拾得人应将物品归还，但拾得者可向失主索取物品价值十分之一的报酬。同时还规定，如果丢失物品的是贫困户，这十分之一的报酬，还应减免。至于对方是不是贫困户，报酬是不是可以减免，如果有争执，这事可以上法庭解决。
这条法律的意义，就在于考虑到人性。占有是人性中无法抑制的本能，但如果捡拾者能够拿到报酬，而且还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这就弥补了捡拾者的巨大心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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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学火热，但从这些事情上来看，这种热只是虚热、叶公好龙式的热，我们中有些人，根本无意在现实中践行国学。
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土豪，有钱、任性。他在外边做了善事，不取分文，结果孔子骂他：“你无端抬高了道德门槛，把贫穷的善人阻拦在行善的门外。”
此前，贫穷者在行善中，因为获得酬赏而弥补了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会行善不倦。但现在被你一搅和，行善的门槛高到了只能付出而一无所获，这让贫穷者还如何做得起善事？
而孔子的另一名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农夫，农夫把牛送给他，作为救命之酬。子路牵牛而归，受到了孔子的表扬。子路懂事，他做了好事，获得了报偿，此后人人都愿意效仿他做好事。长此以往，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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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1月18日，一艘英国战舰，把700多名恶行累累的犯人，押送到了不毛之地。此后80年，英国陆陆续续又流放了16万犯人到这里。多年后，这里崛起了一个富裕而令人羡慕的国家——澳大利亚。
哪怕是一群流氓，也能够建立起一个文明的国家，只要制度合理。
制度是国家的良知，规则是群体的智商。好的法律，能够激发人心中的善。好的规矩或法律，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简单可行，第二是符合人之常情，第三则是能够有效疏理人际关系。人的天性是相同的，入尧舜之国则为尧舜，入桀纣之国则为桀纣，能够于逆流之中保持自身高洁情操的，是稀有物种。
（骑 士摘自微信公众号“lwwuwuwu”，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