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奋起抗战，出现了各种群体的抗日义勇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大部分义勇军战败，部分人撤至苏联，其中一些人绕道西伯利亚，从新疆塔城口岸回国，姜厚本就是其中之一。
我讲的有关外公的一切，都是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
外公叫姜厚本，黑龙江虎林人。外公家世代行医，顺带做药材生意，是当地的大户。外公虽然在家中排行老二，可由于他精明能干，医术精湛，家里的事都是他说了算。
日本人一来，一切都给毁了。外公经常十天半月不回家，即使偶尔回来一趟，也是行色匆匆。家里的一切，都撂给了大外公姜厚生。
一天夜里，外公一下子从家里带走了10多个男丁。自此，这10多个亲人再没回来过。又一个深夜，外公把大家召集起来，说：“这些年我在为抗日队伍筹集粮饷，怕连累你们，才一直没有吱声。最近，鬼子集村并屯，咱们的队伍被堵在老林子里动弹不得，不仅缺医少药，连饭都吃不上了……我把房子全卖了……”
他将一大家子人带到山沟里一个地窝子安顿下来，从那以后，外公就再没有回过家。
一晃又是大半年，这年中秋节的晚上，有人敲响了地窝子的门。一个身背长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问：“哪位是姜厚生大哥？”来人把大外公拉到屋角耳语了一番，大外公神色紧张地命令大家：“赶快收拾东西，只带那些用得着的，鬼子要来了。”
大伙走了大半夜，来到了江边，那里早已泊着两只木船。就这样，母亲和一群义勇军家属来到了苏联。在苏联生活了一年后，母亲随大家来到了新疆。
我父亲心里一直有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他和我爷爷之间的关系。
父亲从小由我大爷爷姜厚生带大，他管我大爷爷姜厚生叫爸爸，到死都没有管我的亲爷爷姜厚本叫过一声爸。
我父亲打小就跟着家里人一直在逃难，从东北逃到苏联，又从苏联逃到新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上了新疆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新疆牧区开始搞土改，缺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父亲大学没毕业就报名去了偏远的塔城。
父亲工作非常投入，总是被评为先进，塔城的农民称他是“塔城的焦裕禄”，他的事迹还上了《新疆日报》。
报纸出来不久，单位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说一个南疆老乡找上了门，声称照片上这个人是他的儿子。
这是一个南疆农民装束的老汉，头发、胡子已经花白。老汉的手微微发抖，哆嗦着嘴唇说：“云祥，我是你爹，姜厚本！”
父亲的心一震，多少年了，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早已去世。最初的惊愕过后，父亲仔细打量着来人，眉眼和大爷爷姜厚生有几分像。他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
父亲的决绝是有原因的，那些年运动一场接着一场，每一次都要把“社会关系”翻个底朝天，“历史不清”在那个年代可是要命的事啊！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把爷爷拉走后，他伏在办公桌上压着嗓子大哭了一场。
不过，爷爷并没有罢休，他在我家那条弄堂的口上租了个小铺子，修起皮鞋来。他只图儿子每天上下班路过时，能看上一眼。当时牧区缺医少药，爷爷是祖传的中医，修鞋之余，免费给大家看病。很快，“姜神医”的大名传遍塔城。不久，塔城许多单位都来“挖”爷爷，爷爷最终选择了塔城食品公司。
生活安顿下来后，爷爷回了趟南疆，把家搬了过来。
爷爷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赢得我父亲的好感，最终父子相认。可父亲依然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不愿往前迈半步。
我也是在爷爷去世后，清理他的遗物，看到遗书时，才把他的历史搞清楚。如果父亲早早看到，也许父子关系会有所改善。
抗战时期在虎林活动的抗日联军有两支：一支是1935年在黑河建立的赵尚志（军长）的第三师，师长姓郝;另一支是1935年秋建立的抗日联军第七军……七军副军长是毕玉民……认识毕玉民是1935年秋天……毕军长任命我为军部委员。我的任务是：隐蔽身份，筹集抗日经费和物资。我化名如山，那段时间与我联系的有陈忠玉、于会海、董成富等同志，他们后来都牺牲了……1936年6月，毕玉民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15日晚，联军将暴露人员的家属送到苏联。我不能再从事地下工作，就参加了部队，在七军通讯营负责与苏方的联系工作……1937年10月，通讯营在苏勒营三门刘家的树林里进行整编时被日寇发现，突围中牺牲了四人，其中两人是我的表侄，都只有十几岁。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送到苏联养伤。
刘奉阳是七军的交通员……1937年9月抗联派刘奉阳负责转移暴露人员家属，其中也包括我的家属9人……听说毕玉民、刘奉阳后来牺牲了，我自己从此也再没回过可爱的家乡。
我父亲在苏联养好伤后，原本是想借道新疆回东北继续抗日的。可一进入新疆，就身不由己了。起初，盛世才（中华民国陆军上将，自1933年到1944年负责新疆的军事、政治，号称“新疆王”——编者注）伪装得很积极，请延安派干部到新疆来帮助工作，父亲他们这批归国义勇军，也受到了盛世才的邀请。后来，苏联和德国打了起来，苏联落了下风。看势头不对，盛世才又倒向了蒋介石，开始屠杀进步人士。
我父亲消息得知得早，就逃到了和静县。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母亲，结了婚（他的原配妻子早已去世），1952年生了我。那时候，父亲已五十几岁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年纪了还得了个孩儿，所以我的小名叫梦娃。
父亲很在乎我哥，他知道我哥不认他，都是由于他的身份问题。任何苦他都能吃，可一有人质疑他的身份，他就受不了。有一回，造反派说他历史不清，让他交代问题。回来后，他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不吃不喝，不停地说：“为了抗日，我姜厚本抛家舍业，死了十几口人，这一点我不后悔。现在胜利了，没有肯定，没有荣誉，反倒成了反动派！连儿子也不认我！”
1977年他退休时，念念不忘的还是身份问题。他不断找人去打听，得到的回答是：谁能证明你曾是抗联战士？部队散了，知情人都牺牲了，到哪里去查证呢？
一次次碰壁后，他沉默了。后来，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我从门缝里看，发现他趴在桌上写东西，就是那封遗书。一写完，父亲就躺倒了。初一生病，初五就去世了。
作为女儿，我只想给父亲求个名分。他一定很想大大方方地告诉后人：“我姜老汉曾经是个抗日英雄！”
（无 言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