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捐赠和救助似乎也是个人财务生活的一部分，特别对于那些很有钱的人而言。
马克·扎克伯格预期自己在未来会捐出450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消息在中国更多引起的是人们对这个伟大资本家的道德评判。当然，撇开道德不谈，我们可以看看450亿美元到底可以做什么。世界银行在最近10年里两次提升了生活极度贫困的标准线，从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提升到1.25美元，然后这个数字又提升到1.9美元。虽然由于经济发展，贫困人口的规模在不断减小，但是在2015年，平均每天只用不到1.9美元维持生活的人，全球还有7.2亿。这个群体离1.9美元的消费缺口总额大概是每天4亿美元。
马克·扎克伯格捐出的资产如果变现，大概能帮助全球1/3的极度贫困人口脱贫。而剩下的部分，只要中国和美国所有过得不错的中产阶级每人每天捐出2美元，就能把这个缺口补足。如果这是真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不反对这么做。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从捐款一端来说，人们捐出的钱比咱们上边所说的数额要大得多；但是在另一端，受捐助方状况的改善却总是不那么明显。最近8年，在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后，全球极度贫困人口只减少了不到10%。这还是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富含极度贫困人口的大国经济迅速发展（虽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速度变缓，但对比其他经济体，它们的发展还是相当快的）之后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和印度的很多贫困人口脱贫。
另一个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和印度减少的贫困人口数字在其他一些国家又被制造出来。而中国和印度两国得到的国际脱贫援助并不多。
在世界银行2010年的统计中，人均接受援助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萨摩亚、汤加和佛得角。其中萨摩亚每人每年获得的援助是802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或者印度同一指标的上百倍。如果不看救助数据，我根本不知道有萨摩亚这个国家，甚至会以为它是某种宠物的名字。不过很显然，这个海岛国家里胖胖的居民每年什么都不用干，单是靠捐款就不至于陷入贫困——而他们依然年年需要国际捐款来脱贫。
造成国际捐款分配极不均等的原因是大多数国际组织把对贫困人口的援助项目按照国家和地区来划分。打个比方，印度比萨摩亚接受的援助金额可能要多一些，但是萨摩亚的人口只是印度的近1/6700。
这就是个很矛盾的现象，中国和印度接受了极少的援助，而贫困人口下降得很快，那些接受更多援助的经济体却在不断产生新的贫困人口。
这里除了政治因素（据说有的政府官员因为本国被定为非常不发达地区而能接受更多的援助，竟然开派对庆祝），经济学家彼得·鲍尔曾断言：如果某个地区除了资本，其他发展条件都具备了，那么资本会迅速在本地生成；如果发展条件不具备，那么援助的收效会非常低。
用通俗的话来解释鲍尔的论断就是，最穷的那些地方接受援助的收效是最差的。一般来说，不具备脱贫条件的地区接受援助反而会固化其贫困水平。接受脱贫援助最有效的地区往往是那些发展水平比贫困线稍低一点的地区，它们只需要一些“过桥”援助就可以摆脱贫困。而那些救援机构的选择却正好相反，它们更倾向于把钱给那些最穷的地方。这种援助低效现象其实在一般人的生活中也适用。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或个人，通过救济一般很难摆脱极贫状态，但是人们还是不断把援助给他们。
所以，当你给一个乞丐的帽子里放钱的时候，不管他是不是在欺骗你，你的行为可能都是低效的。在现在的援助水平上，马克·扎克伯格的捐献虽然伟大，但也是在做一件低效的事。
当然，很可能人类只能如此。
（何 卓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5年第48期，刘 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