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地图里的风景:发现挪威

 
电影地图里的风景:发现挪威
2016-10-21 15:03:55 /故事大全

  “风景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构建。一旦关于风景的观念、神话或想象在某处形成后,它们便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混淆分类,赋予隐喻更高的真实。事实上,它们就是风景的一部分。”——〔英〕西蒙·沙玛

  “陌生”的风景

  我们的挪威之行一共6天。挪威电影制片人尤欣·林恩(Joachim Lyng)是我们这一路的向导。2014年,他参与制作的挪威公路片《燃烧》(Borning)在挪威获得票房冠军。在这个约有500万人的北欧国家,大约350万人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这部电影有一种挪威的质朴,赛车沿公路穿越挪威很多崇山峻岭和峡湾的自然风景——公路和铁路,正是大自然的野性与电影技术的交汇处。“挪威人热爱汽车和公路片。”他得出结论。他不无自豪地称这部电影是“挪威版《速度与激情》”,虽然它们的可比性从制作成本也许可窥见一斑:《燃烧》制作成本仅大约2500万挪威克朗(约2000万元人民币)。

  在挪威醒来的第一个早晨,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踏上试图穿越挪威的旅途。我们的地图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被标识:“你们将前往尤坎镇(Rjukan),执导《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托马斯·阿尔弗莱德森(Tomas Alfredson)导演、迈克尔·法斯宾德(Michael Fassbender)主演的《雪人》(Snowman)正在那里拍摄。那里也曾是电影《重水之战》(1948)和《雪地英雄》(1965)的拍摄地。晚上下榻在《雪人》剧组所住的宾馆Hoyfjellshotell”;“亚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的《缩身》(Downsizing)也正在挪威拍摄,不过我们这次不会经过那里”。启程前,挪威电影协会会长特鲁尔斯·康特尼(Truls Kontny)这样告诉我们。第二天,我们从尤坎继续前行,由东向西横穿至卑尔根,在延绵的雪山间行驶。某个时刻,尤欣这样解说他观念中的地图:“我们正在乔治·卢卡斯的‘领地’上行驶”——当时,我们离芬瑟(Finse)附近的Hardangerjkulen冰川、1979年《星球大战5:帝国反击战》的拍摄地很近。

  旅途的大部分时间,我们的汽车都在积雪很厚的山路上行驶攀爬,车轮在松软的雪上碾压出清脆的坍陷声。山间白雪覆盖的森林里分布着颜色亮丽的坡顶小木屋,如一幅幅油画,引得我们赞叹不已。阳光洒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时,凝结在枝头的小冰晶闪烁着变换的光芒,像挂在白日天空里的无数星星。身置自然的奇景之中,我却很快发现,这些风景对我来说充满陌生感。进入自然风景,便是地质时间了。挪威西南部峡湾最新最年轻的冰川,也是在第四纪冰川期“洪积世”诞生的。这个时期是250万年前到1万年前,人类文明的时间还空白着。在几亿年前形成的幽谷和上千年的侵蚀造就的陡峭谷壁里,人就像迟来的尘埃。一切也源于言说的不足:我们还无法叫出沿途所有地点的名字,很多挪威语的地名都还未被翻译过。地图上的这些村庄与小镇,也不能频繁点击、激活我脑海中记忆的某处链接。闯入记忆的,倒是相似的雪山:阿拉木图隆冬里同样冰天雪地的天山山路,还有伊朗西北部厄尔布兹山脉里的雪景。我曾在天山提心吊胆地乘坐“挥手即停”的私家车攀爬,也曾被困在厄尔布兹山的大雪中,带着对黑夜降临和野生动物出没的恐惧,推着没有防滑链的国产汽车跋涉。尤欣·林恩却没有表露任何担忧,大巴的品质也给了我们一点安全感。

  我们登上的第一个峰顶,是尤坎镇特勒马克(Telemark)郡的高石塔峰(Gaustatoppen)。这座山是如此的陌生,甚至在搜索引擎和英汉词典里查不到中文翻译。如果搜索Telemark这个词,你会发现,它在英语里更为广泛的应用,是发源于这里的滑雪转弯时的屈膝技术,而不是作为这个郡的地名。它也不因其高度脱颖而出,只有1883米,在挪威的山峰里也并不名列前茅,虽然从峰顶可以将挪威六分之一的陆地(大概6万平方公里)尽收眼底。因为挪威王室(现在是哈拉尔五世国王)常到这里来避暑度假,山里开凿了一条直通山顶的隧道,“专列”仅供王室使用。我们有幸乘坐了这驾极为朴素的“专列”,完全没有任何华丽装饰,一次只能载4~6个人。在矿井隧道一样狭窄和完全封闭的隧道里,颇有几分像矿道车的蓝皮“专列”,以47度的坡度向上爬升,在一阵颠簸后,又以90度的垂直角度直线上升。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山顶,那里曾是“冷战”期间北约资助建立的一个通讯塔,现在已不再是秘密军事设施。山顶设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正考虑把这儿改建成一个山顶观景餐厅,“就像阿尔卑斯山那样”。

  “就像阿尔卑斯山那样”,那正是彼刻迸入我脑海的想法。我不仅想起了阿尔卑斯山雪朗峰的蒸汽小火车和缆车,还有峰顶印度游客数量颇多的Piz Gloria旋转观景餐厅。雪朗峰原来并不像少女峰、汝拉峰、艾格尔峰和勃朗峰那样有名。雪朗峰峰顶1967年通缆车时,旋转餐厅已开始建造,但刚成立不久的雪朗峰公司已资金匮乏,要找到投资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恰逢伦敦詹姆斯·邦德电影公司委派专人,为拍摄计划中的“007”影片《女王密令》寻找合适的地点,看到了雪朗峰壮观的高山风景。电影公司与雪朗峰公司达成协议,最终投资建设了旋转餐厅。随着《女王密令》常映不衰,雪朗峰的壮观雪景也提高了它的世界知名度。不过,阿尔卑斯山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人都熟悉的风景,从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在工业化的电影叙事出现之前,风景的发明与记忆,还是通过文字与绘画经年缓慢地积累和传播。少女峰和艾格尔峰早在11和12世纪就被命名了,到了18世纪,则开始了真正的微观命名,壁龛、槽口、山肩、山脊、冰川和路线都开始以登山家和探险家的名字命名。在阿尔卑斯山的细致地图上,那些名字就像小小的黑色车轮条幅般从各种地质地貌中辐射出来。正如英国自然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所写的那样:“通过名字在景观中给地方做记号——试图在时间和空间里铭记风采和事件——是一种景观讲述故事的方式。曾有我阅读到的人在×地方诞生、居住、去世,记录过那里的景色,×的名字就赋予了景观意义和结构。否则,这些景观将变成毫无意义的重复。”文字因此“定义了空间,联系了多个不同的地方。对高山上不断变化的冰、暴风雨和岩石来说,他们提供了稳定性——语言、叙述和情节的稳定性。为景观命名,是把空间放置于更广袤的环境中,将未知变成已知的方式”。

  今天,去阿尔卑斯山旅行的人,大概已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用中文直呼其名的了。你能找到成百上千本讲述阿尔卑斯山地貌与攀登历史的书,甚至有很多本专门的阿尔卑斯山杂志,就像你能查阅到大量有关英国风景画、德国森林和美国国家公园的文献一样。但在挪威不少风景壮丽的地方,这种“未知感”还没有消除。就像我们来到尤坎附近美如仙境的哈当厄尔国家公园(Hardangervidda National Park),却罕有人能像称呼优塞美蒂或克鲁格国家公园一样,叫出它的中文名字来。哈当厄尔高原是欧洲面积最大的山地平原,这个国家公园也是欧洲最大的野生驯鹿栖居地和挪威最大的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的园长彭·卢克(Pen Lykke)先生对哈当厄尔的自然历史充满了自豪,他非常希望有英语优秀的中国学生到这个国家公园学习和工作,把这里的信息翻译成中文。

  在挪威的第三天,我们从阿勒松市乘车前往莫尔德市(Molde),去看“大西洋公路”(Atlantic Road)。途中,我们拿到了一份默勒-鲁姆斯达尔郡(More og Romsdal)的地图。犬牙交错的峡湾和由此形成的山区里密密麻麻布满了路——乡间小径,隧道,国道,欧洲道路,铁路,以及观景台(比如最著名的盖朗厄尔观景台和精灵之路观景台)……没有哪一寸土地,尚未被道路所覆盖;没有哪片风景,尚未有人勘测与开垦。挪威的交通基础设施非常扎实和完备。举个例子,就在尤坎小镇,为了方便让镇上的人乘缆车上山晒太阳,地方政府在近20年前就斥资100万美元修建了一条索道。尤欣·林恩一直强调,电影工业选择拍摄地的前提,就是路,而挪威遍布着深入到所有崇山峻岭和峡湾的路。作为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质朴和谨慎的挪威人把北海的黑金财富都花在了刀刃上,不过,他们即便对基础设施也是不铺张的。前往盖朗厄尔峡湾的路途,自然风景不可谓不壮美,可以领略白雪覆盖的山峰,轰鸣的瀑布,深蓝色的幽深峡湾和种类丰富的植被,也有很多Z字形的险路。但它的陌生性,还是语言上的。诸如地图上“Dalsnibba”、“Flydalsjuvet”、“ornesvingen”、“Skagefla”、“Knivsfla”这些地名,仍然还是挪威语意义上的符号,充满尚未探索尽的未知。我们并未停下来徒步,攀登上垂直落差的布道石、奇迹石等壮丽的景点,也没有在山脊上扎帐篷露营,坐在悬崖峭壁上俯瞰往来游轮,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川约斯特达尔(Jostedalsbreen)也只是远远地经过(1906年,约斯特达尔冰川就开始有了徒步路线)。

  回到北京,我在很多有关风景、行走、探险与登山的书中,寻找接近这些沉默的风景的文字路径,但结果令人沮丧。就像我们在Gaustatoppen峰顶,打开信号塔的门,钻进快把门窗都埋没的雪地里,在凛冽的暴风雪中跋涉到餐厅,手冻得有一阵子失去了知觉时,我们想到的,仍是那些攀登珠穆朗玛峰和阿尔卑斯山的探险者,怎样用小刀将冻僵的手指表皮像削蜡一样削掉,而不是第一位登顶多座挪威山峰和冰川的丹麦裔挪威地质学家严斯·伊斯马克(Jens Esmark)。后者可以搜索到的著作,还只有丹麦语和德语版本。我没有找到关于第一位深入约斯特达尔冰川的探险家奥勒·博萨斯瓦(Ole Bosasva)的任何书籍和资料;如果在Google输入英文“冰川居民”,你会找到爱荷华州密西西比河谷的冰川居民和大量关于阿尔卑斯山的攀登和发现历史,但却难以找到挪威。描写挪威峡湾居民的非著名小说《不可能的埃文森》(Impossible Evensen),还仅仅只从挪威语翻译成了英文,在中文世界里,关于作者克莱默·埃利亚斯(Kraemer Elias)连只言片语的信息都找不到。

  旅途的大部分时间,窗外延绵的无名风景出其不意又多姿多彩地呈现着。我在车里读到探险家道格拉斯·弗瑞希费尔德在1868年探索高加索山脉时,写下的探险日记。他手里只有一张陈旧的俄罗斯地图,地图上是模糊的标示和蓝色的污迹。他用比喻和形容词来描述他未曾攀登过的山峰,“像陡峭的书桌”,冰川盆地谷“和板球场一样平坦”,“一整天的暴雨和微光像英国湖区的天气”,铺满色彩斑斓水藻的热带丛林水池看上去“像台球桌上的台面泥一样光滑”,远处洋面上富有光泽的海水“像明亮白天时的蛇纹石般”闪耀。这也是我的感受;我的语言能力被压缩到了极小的空间里,比喻是唯一弱化陌生感的语言游戏。直到尤欣说:“窗外的湖就是廷湖了。湖底还有‘水疗养院号’的残骸。”望着群山环绕中那一片结冰的湖面,我终于从地质时间回到了人类历史中。

  “廷湖”是一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相联系的重要地名。尤坎镇一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最为先进的城镇,它起源于化肥生产,还有建在山里的水电站。因为化肥生产过程中也会产生重水,“二战”期间,德国将这里占据为秘密的重水生产工厂。1942至1943年,盟国对诺什克水电公司实施了三次打击。1944年,英国获得了德军将幸存重水及关键设备从挪威转移至德国的情报,在廷湖炸沉了“水疗养院号”。虽然历史学家们对于负责德国原子弹计划的物理学家海森堡是否在战争结束之前计算出了关键的临界质量还存在争论,但尤坎却因此被纳入了世界史。从1947年起,至少有5部关于这段“二战”历史的电影在这儿拍摄,把整个镇的居民都训练得很有接待电影剧组的经验。这也为小镇吸引来了更多“上电影”的机会,比如今年上映的中国电影《奔爱》。《奔爱》并不是一部值得夸奖的电影,但它体现出了中国电影对“异国风情”的欲望:它的取景地从日本的小樽到美国的66号公路,从塞班岛、伊斯坦布尔到尤坎,跨越世界五大国家。在尤坎拍摄的那一段,小镇的“地形学”——避世、养老院、缺少阳光、山上可调度的太阳能光板,决定了剧情发展的基本结构。我们到的时候,为迎接《雪人》剧组的到来,镇中心的广场上塑起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巨大雪人。

  当我们下榻在雪山中的Hoyfjellshotell时,历史再度隐去。清晨,我拉开窗帘,窗外是一片泛着淡蓝色光芒的雪。它铺天盖地覆盖了一切,勾勒出桦树、松树的轮廓和湖泊在结冰前的一瞬间还泛着波纹的水面的褶皱。我走到旅馆外,耳膜慢慢感受到寂静的声压。我在雪地里走动,看着那一行孤独的脚印,想象自己是第一个到达这片未知世界的人。两天后,当我们在峡湾继续行程时,尤坎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我们一行的集体合影照片,标题为《中国人的尤坎电影之旅》。我们感到自己是某种地理发现的先驱。

  寂静与壮阔

  在莫尔德附近,我们专程去了高端汽车越来越青睐的广告拍摄地“大西洋之路”。这条路基本是在桥上,跳跃的堤筑将峡湾口的一座座零星的小岛连接起来。不同的季节驶过这条路,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有时是暴风雨和拍打着海堤的巨浪,有时是洒满阳光的平静水面。我们到来时,峡湾正在尚未结束的冬日里沉睡着,一切都很寂静。不远处,就是莫尔德和克里斯蒂安桑德(Kristiansund)镇之间的航道胡斯达维卡(Hustadvika)。这条航道很浅,遍布小岛和暗礁,是挪威海岸线最危险的地带,很多船都在这儿触礁沉没。由于海底埋葬着很多船只,在挪威人的概念中,这里是险恶的“墓地”。也是在这条“大西洋之路”上,分布着田园诗般的渔村比约恩桑德(Bjornsund)和霍岛(Haholmen),公路还穿越沉睡的乡村和充满爵士乐和玫瑰花的小镇。在最北端处,是都市气质的石油和天然气小镇克里斯蒂安桑德。

  摄像机对景观的呈现,让“大西洋之路”一下子跨越了陌生语言的障碍,成了很多人熟悉的风景。那段如过山车轨道般盘旋在海面上的公路,以其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奇特形象成为汽车商业广告钟爱的拍摄地。在一张广为流传的广告海报里,背景处,乌云密布,天色阴霾,巨浪拍打着筑堤,一辆汽车从盘旋的公路上驶向近处,大自然的狂暴情绪,衬托出汽车人格化的探险精神和从容不迫。尤欣告诉我,出于某种原因,近些年“汽车的商业广告都开始选择挪威为拍摄地,特别是混合动力车,似乎在挪威的自然环境里,能够隐喻环保的意向,虽然很多车其实还是不环保的”。另一个名车品牌在莫尔德拍摄的商业广告片中,展示的是越野车在崇山峻岭的公路间穿行。车在挪威的森林边停下来,发动机的引擎关闭了。驾驶者一家人从后备厢中取出他们的越野自行车,在森林崎岖又充满惊险的山路上开始比驾驶更漫长的骑行,寂静的阳光透过树林洒向他们,远离尘嚣,亲近自然。这段视频让我想起英国探险家和作家罗伯特·特维格(Robert Twigger)在《荒漠寂静》中的一句话:“世事的本质往往有着自相矛盾的吊诡:一辆引擎颤动的四驱越野车——由非涡轮柴油发动机驱动,排量4.2升的日产途乐或者丰田陆地巡洋舰——却能够作为绝好的途径,带你去体验荒漠最迷人的特质:寂静。它使你深陷其中,引领你去体验此前你仅仅隐约感知或在想象中才出现过的境界。”

  在卑尔根度过的晚上,我们准备着乘坐“海达路德号”游轮开始一段峡湾之旅。“峡湾挪威”旅游局的负责人海伦·希维斯托(Helen Siverstol)告诉我,峡湾之旅的第一个小镇就是她的故乡。“那是个很小的小镇,我从幼儿园上到高中,学校总共才7个人。每当我从卑尔根回家,下船往山上走,所有的人都向我打招呼,欢迎我回家。”我们在深夜登上五层楼高的巨轮,夜幕中,我大部分时间什么也看不见,偶尔看得见峡湾小镇的零星灯光和影影绰绰山的轮廓。海伦的话,却让我对峡湾的生活充满好奇。靠在游轮的沙发上,阅读挪威作家比昂斯滕·比昂松的小说《捕鱼女》,他对村镇的描写和海伦的描述很相似。“海岸边的村镇不仅是大海的产物,从远处看来,它们还像是被水泡烂的木材和残骸,抑或是在狂风暴雨的夜里已然倾覆却被渔民们拖着寻求庇护的一堆废船。靠海岸再近一些,你可以清晰地看见,这一切是怎样于偶然之间无声无息地拔地而起。群山蜿蜒起伏,村庄被水域分隔得三三两两,条条整齐的街道纵横其间。”小镇很安静,“并不是因为人们惧怕警察。人们害怕的是被议论,因为小镇里大家都熟知彼此。你走在街上,必须在每户人家的窗外鞠个躬,因为没准儿那里面就坐着一个老人家随时准备向路人行礼致敬。同时,你还得向所有在路上遇到的人鞠躬,因为所有表面沉默的人其实都暗自思忖着怎样打招呼才会显得对别人,尤其是对自己来说都礼貌周到。越界,或是偏离了自己应处的位置,都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因为别人不仅认识你,还认识你的父亲乃至你的祖父”。

  清晨,我早早地爬到游轮顶层的甲板上。天气有一些阴沉,但并不削弱缓缓驶过万重山的意境。海面很安静;远处的山峰沉默着,近一些,岩石林立的岛屿遍布于峡湾中间。偶尔有一片颜色鲜艳的小木屋簇拥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小镇。在人烟稀少的挪威,散布着40万个小木屋。曾经有90%的挪威人居住在森林里,这些小木屋置身丛林,独门独户,远离现代文明的喧嚣,成了某种逃离的庇护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曾在哈朗格峡湾边一个叫埃斯德叙的小村子里住过。对他1913年离开剑桥,选择来挪威度假,人们有很多解释。有一种解释认为,这和挪威科学家阿蒙森第一次抵达南极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有关。维特根斯坦只是说,他想要“一家小旅馆,在某个海湾里,位于舒适的乡间,完全没游客”。在峡湾的小村住下后,他上午工作,午后散步或坐船,下午晚些时候工作,晚上玩多米诺骨牌,“刚刚够让人不感到无聊”。度假结束之后,维特根斯坦决定要在挪威“流放自己”,“彻底地独居”。他虽未完全脱离跟人的接触,但他离开了社会,抛开了布尔乔亚生活强加给人的义务和期待。乡村的美,在美丽乡村漫长孤独的散步,都在他内心生出了某种欢快。在这段时间里,他“孕育了思考的新乐章”,“心智正火着”。他在松恩峡湾的斯克约顿附近自己建了一间与世隔绝的小木屋,小屋坐落在陡峭的山上,当地人称它为“小奥地利”。

  1936年,维特根斯坦再次前往挪威。他寄给好友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他的小屋和海湾、临近的山峦、最近的村子之间的关系。他必须划船才能到村子去。温暖的季节还好,但到了10月份,天气就潮湿寒冷了。他写信给友人:“天气从很棒变得糟透。现在像地狱一样下雨。两天前下了第一场雪。”困扰他的还有“变化多端的糟糕天气,寒冷、雪、冰块等等。由于黑暗和疲惫,一切事情都很困难”。12月离开小木屋前往卑尔根的船上,维特根斯坦写到基督的复活。“脱离挪威的孤独地狱时,维特根斯坦似乎在说,他之脱离更大的地狱,他之脱离更大的孤独,是上帝的责任。”战后他继续在剑桥任教,但对学院生活愈发不耐烦,1947年辞职。他到爱尔兰生活了两年,又交替在威尔士、挪威居住。直到他去世前,他好几次曾想乘船回到挪威,最终由于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视觉奖的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也是在峡湾地带的林间小木屋旅馆拍摄的,整场戏都发生在范道尔(Valldal)的Juvet景观酒店。如果你是骑行爱好者,也许对这里不会太陌生。这儿是山地车探险孙默勒(Sunnm re)山脉的最佳基地,有很多险峻的骑行山路,大部分路线都是之前的徒步路线,其特点是有大量的碎石和很多粗犷的路段。《机械姬》的开头,是航拍的雪山脊,给人冰河时代洪荒的感觉。直升机将赢得了搜索引擎公司大奖的程序员Caleb送往森林深处,飞机驾驶员以一种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告诉Caleb,他们已经在“私人庄园”的领地上空飞行了很长时间。早期的自然探索者,第一次登上冰山之巅时,会激动地把自己比作希腊人所称的俯瞰者和天堂里的观察家,他们具有了地图绘制员的角度——电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早已对航拍影像习以为常。飞机降落后,Caleb没有别的路径,唯能沿小溪步行至“桃花源”般小木屋。他靠近木屋,门禁生成了面部识别的门卡,可见小木屋设施的现代化。他来到室内,设计简约自然,与巨大玻璃落地窗外的风景融为一体。我们看到,房间走廊是冰冷的人造水泥和玻璃的棱角构造,室内灯光是微弱的淡黄色,点缀着红色的通道和幽蓝的门禁提示灯。住在这里的亿万富翁老板Nathan告诉Caleb,这里是一个研究所,已经秘密诞生了第一个人工智能Ava,而他的工作是进行人类历史性的一次图灵测试。Caleb对Nathan说:“如果你创造了一个有意识的机器,那将不再是人类的历史,而是上帝的历史。”很快我们将明白,冰川源头《普罗米修斯》开篇般的壮丽和荒凉风景,具有强烈的宗教和创世纪神话隐喻——在这里,将走出第一个战胜了人类的人工智能生命体。电影镜头完成对这片风景的打量、叙述和定格时,它不再是油画画框中“凝固的瞬间”,而是给了观众沉浸到空间的感官体验和完全的观者介入。

  影片中,我们看到Nathan和Caleb一起讨论和解读木屋里悬挂的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抽象画作,也看到卧室墙上古斯塔夫·克林姆特所画的维特根斯坦姐姐玛格丽特的婚礼肖像。小木屋幽闭的房间和外面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又与影片中“玛丽的黑白房间”这个人工智能和意识理论著名的哲学思想实验非常契合。这个实验讲的是:玛丽是一个在只有黑色和白色的房间里生活学习的物理学家,她知道光谱与颜色的所有知识,但当她走出黑白房间,看见了红色的西红柿,她才真正体验到红色,获得了“感质”。这个思想实验意在说明,物质与意识思想没有直属的相关性,而是人类大脑对宇宙认识的两样不同层面的概念。当人工智能Ava身着白色的裙子,逃出小木屋,沉浸在充满色彩的大自然中时,一切在她脑海里的信息,瞬间变成了真实的影像与感知。被关闭在与世隔绝的小木屋里时,Ava曾梦想站在都市的十字路口。影片的最终,她来到熙攘和喧闹的街道,开始了人类社会中的进化。这个景象,和挪威森林里创世纪之前空无一人的寂静和飞越雪山时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电影由此赋予了峡湾壮阔的自然风景史诗和神话的隐喻。电影创造风景的另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新西兰。20世纪90年代,新西兰出版了《电影拍摄指导手册》,以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好莱坞去那儿拍摄,最为经典的电影杰作就是《魔戒》和《霍比特人》。它们通过大屏幕,把新西兰再创造为托尔金想象里的“中土世界”,一些旅游线路专门为此开辟。

  在挪威,你不难找到寂静的孤绝之地。从莫尔德出发,我们搭乘游艇来到一片空无一人的小岛。这片小岛曾经是“最后的维京木船”——“水手传奇号”(Saga Siglar)建造的地方和开始环球航行的启航之地。挪威探险家索尔塞斯(Ragnar Thorseth)驾驶它环球航行了26个月,3.5万公里。他现在已经67岁,在一次重大的疾病后,便把这片小岛转售给了他人。小岛上朴素的小木屋,令人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清晨,阳光洒在平静的水面上,海鸥停泊在不远处的礁石上,万物静谧如谜。唯有乘驾快艇,才能回到外面的世界。夜晚,我们在一间小木屋的壁炉边,秉烛夜谈,聊起了另一个挪威探险家海雅达尔。诗人海子去世时,他的口袋里装着的4本书里,有一本就是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在这样寂静的环境里,远航与探险是多么相称的欲望。

  在挪威短暂的几天里,有时我们从小岛或者从雪山森林间回到卑尔根这样的城市(居住着25万人),看到街道上的行人,竟然会感慨万分,仿佛已经离开人类社会很久了。与我们的心境相反的是,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的《大地的成长》里,在阿尔曼宁荒原上长大的地主夫人英格尔在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城市旅途后,回到家中,发现自己不过是大千世界中蜂拥着的无数细小微尘中的一粒,人无非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生活在壮阔风景里的挪威农夫,如何在荒野中开垦生存,心境又与我们有什么异同呢?在《大地的成长》一开头,汉姆生就把我们从现代文明中拉出来,主人翁艾萨克来到大荒原中生活,开垦新地,喂养牲口,年复一年地独自在林中生活。他穿着用自家羊毛缝制的衣服,用牛皮制成的皮靴。他极少知道日期和月份,因为没有非得在某天办什么事的账单。他仅仅在日历上记下了每头奶牛产崽的日子。他知道秋天的圣奥勒夫节到了,就该把干草搬进屋里了;还知道春天的圣烛节之后三个星期,大熊就要从它们的冬窝里出来了。与比昂松一样,汉姆生的文字非常质朴,甚至粗犷,没有布尔乔亚式的精致和矫饰。他这样写挪威农民的一天:

  “日子真是艰难。……他在屋里不停忙啊忙,最后在墙上装了玻璃窗子,用的是真正的玻璃。这一天对他来说真是这么久以来最为美好的一天。不需要生火来照明了,他可以就坐在屋里借着透过窗子的日光做木盆了。生活越来越有希望了……哎呀!”“他从不看书,但是经常想到上帝。这种感情很自然,它来自艾萨克的无知和对上帝的敬畏。无论是天空里的繁星,树林里的风,这大荒原,以及漫无边际的雪地,包括这片土地,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带给他力量,让他坚定自己的信念。他坚信自己是罪人并且敬畏上帝;出于对圣日的崇敬,星期天他会沐浴净身。”

  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是在北极圈里的城市特罗姆瑟附近体验狗拉雪橇。当10只哈士奇组成的队伍在冰天雪地的茫茫雪野上狂奔,渴了吃口雪,停下来时仰天吠叫,我感受到了那种依旧存在的荒野的自然力量。

  文 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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