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徐晋如
郴江不尽少年心，谁复痴怀捧泪吟。
孤馆来当风雨暮，累予从此绝登临。
上诗是我十六年前登郴州苏仙岭，凭吊秦少游所作。时方初秋，暑威渐退，雨丝绵绵，织愁如幕。苏仙岭因传说汉代苏耽于此山修炼得道而得名，岭上复有古迹曰“三绝碑”，镌的是宋代书法家米芾所书少游的名作《踏莎行·郴州旅舍》。词中“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二语，东坡绝爱之，书于扇面，终日讽诵。少游殁后，东坡于扇面后续一跋语，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米芾亦引而书之，一碑而有秦词、苏跋、米元章法书，故名三绝。三绝碑所书少游词，与今天所见的通行本颇有不同，全词云：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残阳树。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宋时树曙同音，据宋人笔记记载，今通行本 “杜鹃声里斜阳暮”，是为避宋英宗赵曙讳而改。可知米芾所书，当为少游原稿。这首词历来评价极高，被认为是《淮海词》中的压卷之作。不仅东坡爱能不置，少游的好友、同为东坡门下的黄庭坚也认为，此词意境，颇似唐代诗人刘禹锡迁谪楚蜀之间的诗作。王国维则评论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这首词是少游由湖南郴州再贬广西横州所作，旅况凄凉，心情积郁，遂成此凄婉中寓悲愤的绝构。
词的前三句，是说夜色凄清，月光和雾气，笼罩住了大地，看不见楼台人影，寻不着放舟的津渡，词人理想中的桃花源又在哪里呢？“可堪孤馆闭春寒”二句，暗承“桃源望断知何处”，以羁旅生涯的辛苦无奈，对照理想的空幻邈远。春寒料峭，词人独坐驿馆，无心行路，只是听着杜鹃凄切的悲啼，看着落日罥在高树之间，其心情的哀怨幽咽，自可想见，而着“可堪”二字，更加重意象的表现力。
过片“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用了两个典故。南朝刘宋时，陆凯率兵南征，度梅岭，思念友人范晔，遂折梅托驿使寄去陇上（今甘肃），并附绝句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鱼传尺素”则化自汉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词人用这两个典故，是表示对在他失意牢愁之际，不离不弃，致书寄物安慰他的友人的感激。“砌成此恨无重数”，是说同是天涯沦落，苦况相形，更增哀怨。人类情感的程度，本是不可量、不可测的，而用了一个“砌”字，就把不可量、不可测的情感变得具象化，仿佛那些愁怀恨绪，都是一块块的砖石，砌成一堵高墙，遮住了来时的路，也遮住了未来的希望。
一结“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通行本作“幸自”，词意上更圆熟，却缺少了原稿无可奈何的幽怨情致。“郴江本自绕郴山”，意思是郴山郴水，本自相依，隐喻词人对朝廷的眷眷之怀，“为谁流下潇湘去”，则谓词人对朝廷原是忠悃一片，却如三闾大夫一样，横遭流放。这两句词所表达的情感，是站在同一阵营、同遭政治打击的东坡与少游所共有的，宜乎东坡写于扇面，讽咏不置了。
少游名观，高邮秦氏子，号太虚，又号淮海居士，词集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宋史·文苑传》说他“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可见他少年时原是豪侠之气十足的慷慨之士，他爱读兵书，大概是想学习他的祖上，统将领兵，驰骋沙场。少游后来仍以文士出身，是受了东坡的影响。他第一次见东坡，是在徐州，东坡读了这位小自己十三岁的才人所作的《黄楼赋》，大加青赏，说他有屈原、宋玉之才，并把他介绍给王安石。王安石也非常欣赏少游诗，认为他诗风清新俊逸，仿佛南朝的鲍照、谢朓。东坡劝他应举读书，挣取功名，以奉养父母，他这才应试登第，做了定海主簿、蔡州教授。
到了哲宗元祐初年，东坡重新入朝，就力荐少游，遂入翰林，任太傅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与黄庭坚、晁无咎、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好景不长，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绍述父亲宋神宗的伟光正，重行新法，于是东坡等人一体遭黜，少游先贬往杭州任通判，不久又贬为监处州（今浙江丽水）酒税，再贬郴州、横州、雷州，虽然名义上仍是官员，却是戴罪的打入另册的“犯官”。
徽宗登基后，大赦天下，少游被起复为宣德郎，这是一个正七品的小官，但终于可以放还北归了。回京途中路过藤州（今广西藤县），游华光寺，与人讲自己梦中所作的一首长短句，觉得口很渴，便让仆人给他打水，水至，少游一笑而卒。
少游的这首梦中所得之作，作于少游绍圣二年春贬任监处州酒税之时，调寄《好事近·梦中作》，词云：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也许，冥冥之中的确存在着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从出生的那一秒算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被这个力量规定好了的。为什么少游不早不晚，偏偏在他临终前想起了这首词？黄庭坚感慨，词中有“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之语，而五年后，少游真的死于藤州光华亭上，认为这首词堪称词谶，预兆着少游的最终命运，这一看法不为无因。
但是，如果我们对少游的人生多一层了解，对于这首词与少游生命之间的玄妙关系，便会有另一种解释。少游一生，因见知于东坡而得意，亦因见知于东坡而迭遭贬谪，他身故以后，列名《元祐党人碑》，在“余官”的名单里，名居第一。他的后代，也就像其他元祐党人一样，很长时间内成为政治上的贱民。
诗人陈师道—我认为他与王安石的诗，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成就—曾与少游一起，被黄庭坚写入诗中：“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无己是师道的字，他每当灵感来了得句，就闭门上榻，以被蒙头，摒绝喧嚣，以续成完篇，谓之吟榻。这是一位人格伟岸高峻的真诗人，东坡数欲引为门下士，他虽敬慕东坡，却表示，自己已敬曾巩为师，谦难从命;无己与新党的赵挺之是连襟，有一次要参加郊祀，无己家贫无棉衣可着，妻子就向赵挺之家借了皮裘，无己知道是赵家的皮裘，坚不肯着，终因寒疾而毙。这位赵挺之，是金石家赵明诚的父亲，女词人李清照的公公，他对自己的亲家翁，列入元祐党人的李格非，打击起来毫不留情。陈师道取人以道不以亲，人格之峻洁，远过于他的偶像杜甫，杜甫还经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陈无己的“闭门觅句”，与秦少游的“对客挥毫”，看似截然相反，实则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只肯活在自己世界的大儿童，都是持“为己之学”的真诗人。“对客挥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爱在人前显卖，人越多，少游也就越兴奋，越迫不及待要展露自己的才华。而这种行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是会让很多人反感的。
史学家班固称这一行为作“露才扬己”，中国文化从来就不鼓励露才扬己的狂者，一个多血质的、性格外向活泼的人，生活在中国，会时常感到窒息。这种文化环境还会增加露才扬己之人的逆反心理，他们的创造力，得不到正常的宣泄，于是往往会做出惊世骇俗的行径，更加强化一般人对他们的反面认识。这种反精英的文化传统，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民族的根源。
在秦观有限的生命当中，一个经常来自于其他党派阵营的攻击就是獧薄。何谓獧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生活作风不检点。少游元祐三年被召进京，正遇上程颐的洛党与苏轼的蜀党斗争得很激烈，未得入馆职。元祐四年范纯仁罢相知许州，荐备著述科，次年入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元祐六年七月，因御史中丞赵君锡推荐，朝廷任命少游做秘书省正字，洛党御史贾易与苏轼仇隙极深，抓住少游的生活作风问题大做文章，八月朝廷取消了对他的任命。直至元祐八年六月，才重新委任他做秘书省正字，然其时仍有御史黄庆基劾奏少游“素号獧薄”。
少游被洛党的人攻为“素号獧薄”，大概与他的雄性腺发达有关。他长着一部茂密的大胡子，比著名的东坡髯还要丰茂。所以晁无咎诗云：“高才更难及，淮海一髯秦。”邵博《闻见后录》记载，少游在东坡席上，有人调侃少游胡须太茂盛，秦观就用《论语》的话回敬：“君子多乎哉？”意思是君子会嫌自己的胡须长得浓吗？东坡也引《论语》的话调侃他：“小人樊须也。”樊须是孔子的学生樊迟，须和迟都是等待的意思，正体字胡须写作鬍鬚，东坡这是用谐音戏谑。本来就以长髯著称的东坡，竟然会戏谑少游的胡子，可见其雄性腺的发达，是在东坡之上的。清代大词人陈其年，身材短小，而绝多髯，好声色，词风霸悍，骈文富气势，也是雄性腺过分发达的缘故。
早年的少游，曾因事系狱，并且案情特别重大，关在诏狱（奉诏命关押犯人之所）里。据少游自述：“观自去岁入京，遭此追捕，亲老骨肉亦不敢留。乡里治生之具，缘此荡尽。”今其事已不可考，或者与所谓的“獧薄”有关。
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云：“张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屡困京洛（首都），故疏宕之风不除。”把他与前辈词人张先并列，认为他俩都是私生活不太检点，常流连于声色场所的疏宕超奇之士。他的这种疏于检点的生活作风，引起了道学家朱熹强烈的愤慨。朱熹学承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对东坡这一脉的诗性人格，非常看不过眼。他说，东坡的那一套思想，那一套治国方略，假使真能实行，大宋朝也未必能向好。他认为，跟着东坡的，全是有名的轻薄之人，行为失检，这其中秦少游又最糟糕。朝廷诸大臣，信任东坡，对东坡举荐的人，一点也不加以磨勘详察，要是这些人都聚集在朝廷之上，天下何由致太平？朱熹说东坡自己作风便不谨慎，跟着东坡的人也像他一样，岂不是把天下事弄得一团糟吗？幸好东坡掌握权力时间无多，很多败坏朝政的事还来不及做出来，加上后来新党小人用事，更加糟糕，才显出东坡不坏。
还没有完，朱熹接着又说，东坡上台不多久就排废了许多端人正士，而接引来朝的都是不自律的人。就说秦观与黄庭坚吧，这二人虽然懂得向上，还是太自由散漫了。又道，东坡总是骂王安石，王安石固然有问题，但是假如苏轼做了宰相，引得秦观、黄庭坚这一队人进来，坏得更猛。
朱熹的见解，代表了社会一般人对才智超卓之士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是洛学对昙花一现的蜀学的盖棺之论。中国的文化环境要求人人做道德圣人，却缺乏对天才的基本的宽容。蜀学和洛学，都是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但蜀学偏重人本，强调真淳的性情是为仁为学之根本，洛学却更注重对外在的礼法的恪守。二程门人，攻苏门之士“素号獧薄”，苏门之士，大概看二程门人多是伪君子。东坡重仁（心之全德曰仁）不重礼，他接引秦观、黄庭坚这些人，正是因为他看到秦、黄性情的纯粹，相信他们一定可以为民请命，治己治人。
洛学宗风，重视道德，然而抡才以德，缺乏可操作性，因为人类没有发明倪匡小说里的思想仪，可以在委任国务之前了解一个人的内心。这样擢拔出的人，伪君子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当然也有真君子，却多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无当国用。文章诗赋就不一样，它在行家看来，是绝对作不了伪的。所以少游纵然少年时疏宕失检，天性却极纯良。也正因其性情真醇，才能与东坡结成生死患难之交，为之颠沛坎壈，终生不易。《道山清话》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少游遭贬南迁，行在郴州道上，天下起了雨。有一在秦家多年的老仆滕贵，在后面管押行李。因道路泥泞，辎重难行，少游就在前面路边人家檐下等候。过了很久，滕贵才蹒跚拄拐赶到，他满腹牢骚，冲着少游道：“学士！学士！他们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你做了什么来陪他们，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大意是东坡兄弟终究做到很大的官，就算再遭贬谪，也算够本了，你干吗要跟他们混，只做了个清水衙门的闲官，现在又是什么下场？气得连饭都不肯吃。少游只好赔着笑脸，再三劝他：“没奈何！”（我也是没办法啊！）滕贵怒气不息，道：“你也晓得没奈何！”
滕贵说的是宋时白话，“波波”在古代俗语中意思是饽饽，照此理解，“波波地打闲官”就是做了个只能吃馒头的闲官;另外波波可能是波波吒吒、波波查查的省略，意为波折，则“波波地打闲官”意为费尽磨折，也只是做了个闲官。
少游何以说他的人生选择是没奈何？须知愈是诗性的人格，愈是钟情，愈不肯降志取容，东坡既以国士待少游，少游亦唯有以国士报东坡，身窜南荒，九死不恨。
以今天科学观点解释，少游自贬谪后，已经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抑郁症是世间最可怕的一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了无生趣，很难走得出来。他大概也早预料到了自己的生命濒近凋零，曾自作挽诗一首：
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
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
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
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
修途缭山海，岂免从阇维。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
岁晚瘴江急，鸟兽鸣声悲。空蒙寒雨零，惨淡阴风吹。
殡宫生苍藓，纸钱挂空枝。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
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
凄厉哀断，不忍卒读。这是抑郁症患者的无奈绝望的最后呼喊，而他一生最钦敬的风义兼师友的东坡，却并不能理解这一点。东坡以为这是少游“齐生死，了物我，戏出此语”，显然对少游内心的恐惧、绝望、黑暗，缺乏同情之了解。这也难怪，东坡的心灵太健康，理解不了抑郁症患者的痛苦。
反而是《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评价得比较到位：“若太虚者，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意思是少游钟情太甚，他对红尘浊世有过多的眷恋，贬官以后，心结不能自我开解，心怀忿恨，才写出这首自挽辞，哪里是真的能够“齐生死，了物我”呢？胡仔说少游是挟忿而作，也是不确的，少游心中倘有忿恨，也就不会抑郁了，他是绝望，连忿恨都不会有的绝望。
情深者必不寿，钟情之人，也不适合官场的文化。有词心的少游，做起官来，当然是“没奈何”。他会对老百姓很好，却绝对不可能被任何一种官僚体制所接纳。这样的人，无论生在哪一个时代，都会是一场悲剧。
其实，少游本有沉雄清俊的诗心，只是至热之肠，在遭受打击之后，不能解脱，一变而为冰肠九曲，这是天地阴阳消长的自然之理，实在并不足怪。诗心是生命的宣泄，词心却是生命的消耗，少游从诗心而转词心，是他生命精神的转折，由宣泄而转为消耗，由高蹈而转为抑郁，他也就在剪不断、消不去的幽愁暗恨中，消耗尽生命最后的神采。
回头再看少游的《好事近·梦中作》。这首词与少游一贯的词风，绝不相类。词中不再载满怨悱，反而是一派澄澈空明的华严之境。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灵暗喻。宋芮处士诗云：“人言多技亦多穷，随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说少游与小山一样，都是“古之伤心人”。少游是钟情至极的性子，故一生怀抱百忧，伤心凄绝。钟于情，亦终当为情而死。他执著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尖锐矛盾带给他难以言喻的心灵痛苦，他一生深陷这种痛苦之中，无法解脱，唯有在梦中，才能得到暂时的宽怀，也只能在梦中，才作得出如此华严境界的词作。一旦他不仅在梦中，更在清醒之时，蓦然解脱，得证华严—这是他忽然在藤州与人谈论这首词的原因，支持他生命的一个“情”字也就如土委地，他的生命必然走向消歇。少游的含笑视水而逝，正是他从情孽纠缠的一生得到最终解脱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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