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洋
《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作家赵南柱的一部虚构文学作品，在1982年出生的韩国女性中，最常取的名字就是“金智英”。这个描述1982年生的女性如何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又如何为了育儿离开职场，却受到轻视，失去自己的故事，在全亚洲乃至欧美引发了广泛讨论。
2019年，《82年生的金智英》中文版图书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当时，责任编辑任菲在正文最后一页空白处，留下一个邮箱地址，向读者征集来信。这是受日文版《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方的启发，日文版曾采用类似形式，寻找“日本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刚被引进中国时，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女性的地位比韩国女性的高得多，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中国女性就业率显著高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列全球第55位，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型经济体相比都处于高位。
但评判女性地位，并非只有经济收入这样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何况这可能意味着更多女性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寻求平衡。
1982年，赵娜出生于河南农村，在郑州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赵娜成了二孩妈妈，停薪留职在家。
她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从这种家庭结构来看，可以确定她生活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从记事起，三姐妹就下地干农活，拔草、锄地、割小麦，母亲现在常说她们小时候乖，两三岁时就会自己照顾自己。“她说得高兴，我听得心酸。”村里没有生男孩儿的女人会抬不起头来。弟弟出生后，父母再苦再累也觉得生活充满希望。
趙娜在成长中的感受更多是被忽视。但她回忆起一件小事。上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大雨天，高高瘦瘦的父亲身披雨衣，突然出现在校门口。因为生计，父亲很少出现在家中，她从学前班起就自己上下学，那是父亲第一次来接她放学。那天父亲背着她，走在雨中泥泞的路上，平日里和她一起上下学的两个女孩，蹦蹦跳跳围在两边。村里的女孩大多境遇相似，同班的一个女生，家里是5个女儿。她从父亲的肩上向下看，觉得同伴们对她充满了羡慕。
在充满爱的家庭，这是很寻常的事。但那是上学以来，赵娜唯一一次感受到，“有爸爸的肩膀可以依靠，是很幸福的事”。她快40岁了，想到当时的画面依然会哭。
1998年出生的徐媛媛原以为男女的差别只在于头发的长短，直到16岁那年，爷爷去世，她才开始感受到自己和弟弟的不同。她写道，作为长孙女，她的白色丧服上，有一点点亮眼的红色。但邻居老姨给她套上缝制的粗糙丧服后，一边强硬地转过她的身子，一边鼻子一哼：“长孙女有什么用？还不是缺个把子！”
送葬时，举引魂幡的须是家族的长子长孙，因为她是女孩，改抱了二叔家的弟弟去。弟弟因为惊恐而哭花了脸，“小小年纪的他只觉得场面大得吓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也是一件‘荣耀的事”。
徐媛媛在信里写，有一次下大雨，她和家人湿漉漉地回到家。她帮奶奶换好干净衣服，给奶奶烫完脚后，奶奶突然声音洪亮地说：“让你弟弟也洗洗脚，你把他的袜子洗了。”奶奶说这句话像在聊“今天的雨好大”一样自然。
徐媛媛不悦地说：“他长大了，洗脚、洗袜子可以自己做。”奶奶微微叹了口气，说：“你要不给洗，那就我洗吧。”“他们的苦肉计用得十分到位，我立马觉得是自己太懒惰，让奶奶再起身去做就太不孝顺了，忙应承着说，我来我来，您躺着吧。”
在中国，《82年生的金智英》受到的一大诟病是，写得很像社会新闻大乱炖，欠缺文学性。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是刻意将金智英塑造为一个女性的符号。“她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概念，我特意模糊了这个界限，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任菲发现寄来的信中，少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们大多是普通人，生活没有戏剧性，只不过是有一些“类似金智英”的经历，但这些细节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像是在提示社会中女性可能遭遇的形形色色的陷阱。
金智英在公交车上遭遇过猥琐男。2007年出生的阿殿说，她以前听说过猥亵少女的事，但没想到12岁那年，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天是青年节，她拿着书本，趴在图书馆二楼的窗边，看窗外一棵枝干舒展的大树。这时，一个男性将身体贴到她身后。阿殿猛地推开他，找机会悄悄告诉了图书管理员。报警之后，警察调取监控录像，因为“情节轻微”，男子被拘留了12天。阿殿说，这名男子有点儿胖，戴着眼镜，看上去憨厚老实。
让阿殿想不通的是，自己留着极短的头发，穿着黑色长袖卫衣和长裤，卫衣上面是阿童木卡通图案，“我不漂亮”，却依然成为猎物。
1994年出生的吴晓晓，海归，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来到这家公司不到两个月，总裁叫她出去应酬，陪甲方吃饭。“个个都是年纪可以当我爸的中年大叔，强逼着我敬酒、喝酒，看你一口干掉后露出满意的笑容;当你拒绝时，他们紧皱眉头，露出难以置信的、不满意的神情。”
压垮她的一幕，是从洗手间出来碰到甲方领导。“哪一年的？”“1994年的。”“哦，我女儿比你大两岁，本科毕业好几年了。”他问完后，又继续回到包房，唱歌、喝酒。
“更可笑的是，后来在机缘巧合下，我认识了这个大叔的女儿。提到之前的那次酒局，她问我，从同事的角度来看，他人怎么样？我想了很久说，挺好。”吴晓晓写道。
阿雯在上海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她庆幸国家为保护女职工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但有些时候，她觉得政策在现实中成了一把双刃剑。几乎每次人力资源政策培训，她都会被无数次地提醒聘用女职工的潜在风险。
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阿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刚刚录用她，她就怀孕，接着就要休产假。这意味着招进来一个人，很可能在几年内对公司没有任何贡献，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虽然有的招聘简章要求不允许向求职者询问婚育状况，但人力资源管理者培训时，对于面试提问有针对性策略。“不能直接问，但可以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想办法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有些企业明面上不写仅限男性，但还是有权力不录用这样的女性。”阿雯说。
2002年出生的王若瑾，上初中时被男同学欺负了一年多。开始是在写作业时，被抢走文具袋，后来是眼镜。她近视600多度，像被大雾蒙了眼睛，只能慢慢走向他们。那些男生“像看小丑一样嘲笑我”。她被绊倒，挨打。谢师宴那天，一个男生送她回家，在小区门口告诉她，当年那些男生欺负她，是因为喜欢她。
她在信里引用了金智英的话：“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不是应该对她更温柔体贴吗？不论是朋友、家人，还是家里养的猫猫狗狗，都应当如此。”
1979年出生的段斌，是一名男性来信者。他是中部某二线城市的公务员，这本字数不算多的书，两个小时可以看完，但他翻来覆去地看了3天。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共鸣，与他初为人父有关。他说，过去对女性主义了解甚少，但陪妻子备孕、怀孕、生产这一路走来，尤其是经历指导同房、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之后，他对女性有了全新的了解。
妻子生产时，段斌在产房陪产。让他印象最深的，除了冰冷的手术钳，还有大夫冰冷的指令。“他们经常做这件事，不可能很温柔地呵护你，用的都是职业用语。”但段斌承认，虽然自诩女性主义者，但对妻子的痛苦，他不能完全感同身受。
“我所考虑的只是作為人所应当平等享有的权利、共同承担的责任，而非这是男人干的、那是女人做的，男人不能做、女人做不了这样的观念。社会存在的因素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个体组成家庭，家庭形成据点，据点形成城市，城市构成区域，区域组成整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独立的责任和义务，将这些形成基础的自律和意识，会让自己逐渐看到何为平等。”段斌写道。
这些信件最终被收录进一本小册子。收录的第一封信来自2000年出生的温酽，她的最后一句话写道：“就像反对按学号排队的柳娜，为女儿们争取房间的吴美淑，公开偷拍事件的姜惠秀那样，发出我们的声音吧。”
（文中阿雯、阿殿为化名）
（岩 华摘自《南方周末》2021年12月9日，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