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从周
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
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逝世，享年85岁。史景迁是国际知名汉学家，曾有学者评价，史景迁笔下的历史魅力在于，他以“说故事”的方式将历史娓娓道来，使历史成为可供读者投射情感、释放想象的私人场域。同时，他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中探求人类共同的本性，坚持不带任何偏见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
史景迁这次来北京，陪伴他的，一个是夫人金安平，史学大家金毓黻的孙女，同样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另一个是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史景迁的学生。
史景迁对这样的热烈欢迎有点儿不安。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退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不过我感谢到来的所有人。”
那是2014年2月28日，史景迁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人山人海。当晚，他讲了一个发生在17世纪的故事。一个名叫沈福宗的南京人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在那里见到了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剛刚建成的凡尔赛宫里，他们讨论了书法、筷子的使用，路易十四让他用中文念了一段新教的主祷文。后来他在英国跟国王詹姆士二世会面，国王指派宫廷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这幅画后来因时局动荡而丢失。
沈福宗在欧洲游历长达8年，除了国王和名士，他还见了一些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并跟他们谈论了度量温度的办法、草药的知识，他也参与了教会对《大学》《论语》和《中庸》的翻译。这位在欧洲有过如此奇遇的中国人，准备带着他在西方世界的所有见闻回中国，给同胞讲述地球另一边的世界，却在回程的船上染病去世，被故乡彻底忘记。
事实上，史景迁并没有谈论什么新鲜的东西。对普通人来说，沈福宗这个名字可能非常陌生，故事也超出了大家对清代初期中国人的想象，但是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检索到很多关于他的资料。
史景迁的重点不在这里，他想说的，是他一直以来看待历史的方式。
“我也想谈谈学者们，包括我，对这个故事背后意义的看法。”他开始列举，从沈福宗的故事解读当时的全球化，语言的交流，儒家经典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甚至，“象棋能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和西方交流的过程”。
“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他抛出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像他经常在耶鲁大学指导学生时所做的那样，把思考的任务丢给了听众。
史景迁出生在伦敦附近的苏尔里，6岁时，他看到了关于中国艺术史的书，对水墨画产生了兴趣。那时候，人们都叫他乔纳森·斯宾塞。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父母的描述，中国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抵抗的英雄形象。而通过这些画册，我开始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感情。”
1959年，史景迁23岁，在剑桥大学修英国史。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得到前往耶鲁大学交换深造的机会。当时的耶鲁大学是美国最大的远东“研究基地”。“二战”时，这里是美国培养中文、日文人才的基地，也是研究对华、对日政策的智囊。史景迁到来时，战争的色彩已经褪去大半，但依然能嗅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气味。
像很多面对未来举棋不定的年轻人一样，他决定换个专业，一度想去学物理或者美国文学，但最终转而研习中国史。
“那时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是悲剧性的。”
他在耶鲁大学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寿，另一位是专攻近代史的芮玛丽。史景迁开始学习汉语，练习繁体字。不久，他被芮玛丽介绍给了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
史景迁拜入房兆楹门下。时至今日，史景迁依然称呼房兆楹为“老先生”。在澳大利亚的三年，他在房兆楹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并有了“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以向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表示敬意。
1965年，史景迁以一篇题为《曹寅与康熙皇帝》的论文拿到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也成为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再现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清王朝统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
回忆那段学习时光，史景迁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提醒他，中国有很多正史，但研究历史，要去深入观察一些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老生常谈的背后，往往有被隐匿的真相。比如人们往往笼统地概括清朝初年民众对清政府的态度，但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不同阶层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迥然相异。
20世纪60年代末，史景迁在香港、台湾开展研究。
在台湾，通过房兆楹的帮助，他获得了查阅故宫档案的机会。这如同打开一座宝藏。康熙皇帝是在成年之后才开始学习汉语的，这让翻阅皇帝朱批的史景迁深有共鸣。他在康熙那些运笔缓慢、书写清晰的汉文中，发现这位皇帝会把“密”写成“蜜”——辨认错字成了史景迁与太太偷偷分享的小乐趣。
直到1974年，史景迁才初次踏上大陆的土地，“把英国、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真正地联系了起来”。
那个时候，大陆的知识界并未对史景迁产生特别的兴趣。据说钱锺书曾调侃，史景迁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当然后来他又否认了这个说法。
2005年，史景迁的书才开始出现在大陆书店的书架上。中国的读书人在黄仁宇之后又新奇地发现了另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宏图大略和王朝兴替退隐了，小人物的命运挣扎成为焦点。人们将史景迁与黄仁宇进行比较，发现他们有着微妙的不同。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讲述了300多年前，山东郯城一个妇人王氏抛弃丈夫任某，和情夫出逃，途中被情夫抛弃，最后被丈夫掐死的故事。
凭借这个故事的线索，史景迁描述了清初山东社会的状况和民众生活，历史在这里得到一种更富有人性的展示。他甚至花了几千字的笔墨，来描写王氏死前的梦境：“世上正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
这样的文字出现在历史书中，即便是读惯《史记》的中国人，也觉得一时难以接受。许倬云开玩笑说，给史景迁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
在《太平天国》中，史景迁花了大段文字去罗列狗的消息：“1862年的大雪之后，洋人的狗開始失踪。最早是一条黑猎犬，在2月份被人从医院附近带走。第二条是‘梯撒，一条浅棕色的牛头獒，尾巴短而粗，鼻嘴色黑……”
“当时，饥荒使得人们非常虚弱，他们开始偷他人的狗来充饥。那些天，我想到很多问题。如果你有一条狗，你会怎么给它起名？你会用什么来喂狗？当你的狗不见了，你会去哪里找它？”史景迁解释他写狗的原因。
他用当时报纸上关于狗的材料，讲述了一个另类的上海故事，并把它看作太平天国历史的有趣补充。从他津津有味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他对这样的写作方式有掩藏不住的得意。
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汉学的英国人，史景迁并不总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的古典著作。在讲述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故事的《前朝梦忆》里，他把“效东坡老尽十五琖，为鼠饮而已”理解为“与（诗人）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饮酒界的小老鼠”，而实际的意思是，“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如同鼠饮”;把“岁久成帙”理解成“时间长了，成为习惯”，而实际的意思是“时间长了，记录的文字累积成册”。
但这些瑕疵，与他具体入微的史观对中国人的震动相比，可以被忽略。
在北京大学的另一场讲演中，史景迁再一次阐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
他用了一个半小时谈论雍正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交流。他从“历史中留下的那些模糊的低语声中”搜罗出几类人群：经商者与行医者，国内流放犯人，僧侣与考生，客栈经营者与算命先生等。
史景迁举例子说，当时有很多夜航船，雍正很想知道这些船驶向什么地方，官员说船太多了，我们无法知道每艘船的航线。雍正会批示：你们一定得找到，我想知道！我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就得给我答案，如果没有答案，你们就找出答案。
“作为一个西方人，我对这些生活在小城镇的，或者是高度流动的中国人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他们的生活有很多晦暗不明之处。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更好地注意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我们和未来的历史学者可以对那个时代有更清晰的认识。”在这场演讲的结尾，史景迁总结道。
史景迁依然无意于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他只是讲述所有的故事，讲述外国人与中国现实的冲突，他们彼此间的偏见、傲慢与坚持。
两种不同的文明，分据天平两端，重量各异。史景迁毕生的写作，都像在维护这架跨文化天平的平衡，而故事就是最好的砝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夕 云摘自微信公众号“Vista成长实验室”，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