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第一次求人，心里充满惶恐和耻辱，好在有浓密的夜色遮掩，总算成全了我的冒险之旅。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使我终生难忘：营长把我递给他的那块蓝士林布料又甩给了我，冷冷地说，干革命工作不兴这一套。只此一句，便把我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我愣愣地站在那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头脑里全是空白。喷着酒气的营长于是又说，不能怪我不帮忙，咹，你政审这一关过不去，咹，只能怪你外公，咹—。说罢手一挥，像驱赶一只讨厌的苍蝇。
那天晚上，父亲与母亲为我的事吵了一架，母亲显得很委屈，躲在厢屋里一边小声地抽泣，一边喃喃自语，他（外公）做了什么事我怎么知道，我连他的相貌还记不清了。打那以后，母亲像歉了我什么似的，总是一副愧疚的神情。
不久，营长把他侄子的名单报上去了。
辗转吹来的那一股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把我的心给吹乱了。心不是草木，草木乱了，风一过又恢复了原态，心不行，风走远了，它还是摇晃，摇着晃着就散了，空了，像无法收拾的遍地杨花。母亲见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既心疼，又无助，只有暗自叹息，默默地垂泪。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如果当时出现陈胜、吴广，我肯定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一个走投无路的农村青年，渴望“造反”。
后来是那几本书拯救了我，王充的《论衡》，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施耐庵的《水浒》，它们几乎被我翻烂了。粗重的农活也是一剂治疗心病的良药，割麦，插秧，给庄稼撒药，锄草，汗水流得多了，心反而显得宁静了。于是，我又找到了那支久违的“佛子岭牌”钢笔，在油灯下写写画画。
转眼到了五月，布谷鸟没天没夜地死叫。这个节气，人整天都泡在泥水里，白天插秧，晚上拔秧苗，家中两头见不着天，人们累得跟草人儿似的，风一吹就倒。一天晚上收工后，我正没精打采地往家走，这时从豆青山顶的那只喇叭里，传来了县广播站年轻女播音员那甜美的声音：现在全文播送本站通讯员许俊文采写的通讯……开始我还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现了幻觉，但顺着播音员的声音往下听，一桩桩事情全是出自我的笔端，刹那间，我就像一块寒冰遇到了灼热的阳光，瞬间就融化了。此时，我干脆在山坡上躺下来，躺成一颗安静的露珠，也许是一株草，仰望着满天闪烁的星斗，仿佛自己的灵魂已经出壳，随着那女播音员的声音走了。
命运的转机说来就来了。因为我的那篇通讯写的是民兵的事迹，第二天，公社武装部长找到正在田间插秧的我，表扬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陪同的大队民兵营长也跟着附和，但我发现他的表情有些僵硬。
从此，我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笑容也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脸上。
学校开学那天，我是从秧田里带着两腿泥走进教室的。说是教室，其实是一间稍大点的牛棚，土墙，土桌子，土凳子，土黑板，再加我这个泥腿子，是一个真正的泥土学校。但乡亲们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有我这样的老师，泥巴团子也能开出花来。此时，从附近几个村庄赶来的十七名学生，像十七只小鸟，围着我唧唧喳喳，嗷嗷待哺。别看学生少，却分三个年级，我只得喂这几只“小鸟”一口，再喂那几只“小鸟”一口，半天教下来，人就累成一滩稀泥了。
那时候，学生家长对自己子女的愿望，就是将来能像我这样咬文嚼字，写出的文章连县里的女广播员都得一字一句地读。因此，平时村里谁家要是来了个识字的亲戚，或是偶尔宰鸡杀鸭，必让他们的孩子把我强拉硬拽去，那是敬重，是出自骨子里的，我吃了喝了，他们反倒高兴，逢人还会说，许老师没有架子，吃饭也文气。当然，我也没有使他们失望，我对每一个孩子都充满了爱心。有一个名叫荞麦的女孩子，家里穷，母亲逼她退学，荞麦就以绝食来争取自己的念书权。母亲心软了，说上学可以，你得每天打一篮猪草。为此，荞麦每天上学总是挎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放着书和本子。为了能使荞麦把书念下去，每天放学后，我就带着学生到田野里觅猪草，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一次荞麦悄悄地告诉我，她母亲说了，等到家里那头猪喂肥了，要给我送上一刀最肥的肉。可是后来我没有得到那刀肉，因为那年秋天荞麦得了脑膜炎死了，她小小的坟墓就紧挨着我们上课的那座牛棚，下葬的时候，我让十六名学生每人采了一束野花送给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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