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姑娘
1934年秋末，松花江两岸，开始进入了寒冬的季节。西北风摇晃着大树梢，落叶在干燥的地上飞滚。一群黄狗似的日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袭击了球河县一个小村庄。枪声、喊叫声混作一团，老百姓扶男抱女四处奔逃。
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个约摸五十岁的老妈妈，提着一只篮子，和一个青年姑娘急急地走着。这个姑娘，梳着一个发髻，穿一件上补绽的黑夹衣提这个小包袱。
一群凶恶的伪军追赶上来，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抢夺着老百姓手里的东西。一个伪军猛地抓住这个提包袱的姑娘。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厉声地问道：
“你是哪个屯子的？姓什么？”
姑娘望着伪军摇摇头，张了张嘴，没说话。提篮子的老妈妈连忙上前说：“先生，她是我的闺女，是个哑巴，嗨，你这个丫头，还不走，看什么？”老妈妈说着，拉住姑娘的手就跑。
“站住！”伪军吼叫了一声，哗啦拉开枪栓。
“先……生，”老妈妈可憐憐地向伪军哀告着：“她是我的哑巴女儿，生下来就不会说话，你做个好事，可别吓唬她……”
伪军两个红眼珠滚了几滚，似信非信，转身抓住另一个老太婆，吼道：“你认识这个哑巴吗？说实话，不说我毙了你！”
老太婆全身发抖，看了哑巴姑娘一眼。连连回答说：“认……认得，她是哑巴，是哑巴！”
伪军歪着脑袋哼了一声，提着枪向另一群女人跑去。
提篮子的老妈妈轻轻地吁了口气，拉着她的哑巴女儿，混入逃难的人群里。……
人们跑出日伪军的包围圈，慢慢地停留下来。提篮子的老妈妈回头望望伪军走远了，拍拍她的哑巴女儿说：
“我的天啊，可把我吓死了！”
“差一点被他们认出来。”哑巴女儿突然说了话。她回顾着逃难的人群，感激地说：“多亏了那位老奶奶。”
“幸亏你扮的像，”提篮子的老妈妈笑着说，“要不，你的四川音一露，就坏了。”
“哑巴姑娘”和老妈妈都笑了起来。
这哑巴姑娘就是赵一曼。
自从1929年，她把孩子送到湖南长沙，自己回到上海以后，到现在已经是五年了。在这五个年头里，她不知经历过了多少这样的艰险。在白色恐怖下，她一直坚持着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她来到东北。她曾经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过，领导过有名的电车工人大罢工。为了发动人民抗日，她又来到了珠河县，在一个区担负着区委书记的工作。
为了革命事业，这几年，她化装过各种各样的人：有时是一个穿旗袍梳短发的时髦女子；有时穿上工人装。现在，她又变成一个农村妇女了。
赵一曼感激地望着掩护她脱险的吕老妈，又想起了刚到珠河来不久的事：一天，敌人也是突然包围了村庄，她住在一位姓孙的老妈妈家里。敌人搜进来了，孙老妈妈叫她躺在床上，用两床棉被蒙上她，对敌人说她是自己的媳妇，正在坐月子。……
她回想着这一切，望着满山遍野的人群，激动地对吕老妈妈说：“人民是我们的靠山，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就能把鬼子赶出东北去。……”
“要拿起武器来”
敌人的秋季大“扫荡”，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
珠河一带的人民经历过一次灾难之后，又开始重整家园。
赵一曼带领着几个妇女干部，又出现在各村各院里。白天，她在老乡家里，帮助老太婆纺线，跟姑娘们学针线，向她们讲着抗日救国的道理；晚上。到各个屯子里开群众大会。珠河一带的人民，在她和她的同志们宣传鼓动下，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抗日救国的浪潮，激荡在乌吉密河两岸。抗日的歌声，响遍珠河县内的每一个村庄。
年底，城里伪军又出动了。
拂晓，伪军包围了赵一曼所在的屯子，他们如狼似虎，挨门挨户地搜查。赵一曼怕连累房东，便提着个篮子悄悄地跑出了大门。在巷子里，她碰上了一群伪军。
“你是哪家的？快说，屯子里有没有藏着‘共匪’？说，说！……”
“不知道。”赵一曼沉静地回答。
她虽然梳着发髻，打扮成农妇的模样，但是，从小养成的四川口音，没有办法掩盖。伪军们对她起了疑心，围上一大群追问她。一个伪军见她不说话，举手向她脸上打来。她一躲闪，敌人的巴掌落在她的发髻上，头上的假发髻被打落在地上了。
伪军惊叫起来，立刻一拥而上，扑了过来。
赵一曼知道事情糟了，她甩开敌人，大声地说：“不用推，我自己走。”
赵一曼被敌人带走了，屯子里像滚了锅的开水一样，人们纷纷相告，到处打听她的消息。许多老太太流泪拜佛，乡区干部四处奔走。……
这些天来，人们心连心肉连肉挂念着赵一曼。谁都知道，她这一去，是难回来了。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妇女们失去了自己亲爱的领袖……
啊！多么想不到的事，一天晚上，赵一曼又在一个屯子里出现了。她活着，健康地活着，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宏亮，她的神气还是那么生气勃勃。
原来，党知道赵一曼被捕的事以后，立即找到了城里的关系，买通了伪军，把她“保”了出来。
人们围着赵一曼，关切地问候她。年轻的姑娘们见她头上的假发髻不见了，到处张罗着替她找假头发。
赵一曼笑着向妇女们说：“不要了。我们以后不能再赤手空拳喊抗战，要拿起武器跟敌人斗争。”
热情的青年人，立刻响应了赵一曼的号召，纷纷拿起红缨枪、鸟枪、大刀片，组织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