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传奇特工潜伏敌人“心脏”
（钱壮飞烈士之子。1924年7月出生，解放后历任上海经纬纺机制造公司军事联络员、北京中纺部计划科长、上海纺织局金山工程筹建组负责人、上海化纤公司党委书记/经理、上海咨询服务总公司负责人、上海市政府协作办主任、上海联合发展公司总经理等职。1987年10月离职休养。）
1896年生于浙江湖州，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底，按照党的指示，和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30年冬到1931年2月，将国民党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二次“围剿”的命令，以及相应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经李克农、陈赓等报告党中央。
1931年4月，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危急关头，钱壮飞利用掌握的密码破译了敌人6封特急密电，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党中央，通知中央机关和相关同志尽快撤离，避免了党的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钱壮飞参加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4月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时年39岁。
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却跌宕起伏，浓缩了一场场与敌人惊心动魄的暗战。从白区撤离到苏区后，他随红一方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却不幸在贵州乌江边离奇失踪。
为追寻父亲的足迹，解放后，我特地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旧址。那一次，我走遍了父亲设计的每一处建筑——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大礼堂、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还有为纪念红军将领赵博生的“博生堡”和为纪念黄公略的“公略堡”。每当看到那些建筑的柱子上刻着“设计人：钱壮飞”时，真是感慨万千。
李克农、胡底和我的父亲钱壮飞，根据党的指示，于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父亲担任了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向党提供了包括蒋介石企图发动两次“围剿”等重要情报。
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改写。
1928年8月，父亲通过报考，被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驻沪办事处举办的训练班录取，分配至无线电管理处的上海营业处。时任无线电管理处营业科长、上海营业处主任的徐恩曾是陈立夫的嫡亲表弟，他见父亲业务熟练，又是自己湖州同乡，有心委以重任，要父亲帮助他管理业务。
当时，徐恩曾有一个情妇没有合适的住处，经党组织研究同意，父亲干脆把那个人安置在了自家，这样一来，我家就更安全了。那段日子，党组织不仅建立了秘密联络点，还召开了一些重要会议。而对父亲的“义举”，徐恩曾大为感激，对父亲也更加信任了。
1929年12月，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部主任、党务调查科代理主任，他主动推荐父亲做机要秘书。中央特科随即决定，派李克农、胡底和我的父亲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一起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
拆译密电
智救周恩来挽救了党中央
父亲用照相机偷拍到了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互通情报的密码本。根据蒋介石和陈立夫的指令，这本密码只许徐恩曾亲自保管和使用。凭借这本密码本，父亲掌握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最为核心的机密。1930年10月，蒋介石企图“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绝密情报，就是被父亲及时破译后，经李克农、陈赓在第一时间送到周恩来手中的。
千钧一发之际，父亲亲自到上海找到了李克农，消息几经辗转，由陈赓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紧急转移。到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多次感叹，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全家转移
半夜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
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是
父亲甚至来不及和母亲多交代几句。他匆匆伏案写了一封信，关照母亲照顾好奶奶和孩子，有困难组织上会关心的，如果徐恩曾敢为难我们，就把这封信公开。他把信塞给母亲就要走。母亲知道事态严重，拉住父亲，把身边陪嫁带来的首饰塞给他。就这样，我们与父亲匆匆见了最后一面，便失去了他的音讯。
父亲离开后，徐恩曾果然把我的姐姐钱椒抓了起来，关在南京警备司令部里。后来又害怕父亲揭发他的贪污腐败，过了一阵子，便把姐姐放了。
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我的姐姐钱椒曾随父亲工作在情报工作的第一线；同父异母的哥哥是曾拍摄《中华儿女》的著名摄影师、导演钱江；二姐黎莉莉，则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默片皇后”。我想，哥哥姐姐的文艺才能，一定都是遗传自父亲。
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父亲不仅精通医术，还擅长书法、绘画、刻印章，创作漫画和歌曲，编写过《红色间谍》、《为谁牺牲》等剧本，还亲自参加演出。过年时，父亲用外科夹剪夹着一块药棉，蘸上墨汁当笔写对联，那情景至今让人难忘。
生死不明
周恩来证实父亲牺牲传闻
全家搬到上海后，姐姐、姐夫替父亲做交通员。我只有5岁，每次有人来我家开会，父亲都会给我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后门口，他们在里屋摆开麻将桌子。只要有人经过，我就敲几下门，里面马上开始搓麻将，人走了就接着开会。我还记得陈赓也常常来，他总戴一顶皮帽，我母亲一见他，就说“皮帽子”来了。
解放后，李克农曾在日记中写道：“旧地重逢，不禁感伤，特别壮飞消息沉寂，生死不明，尤为伤感。”
1940年，我被安排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机械工程。在延安，周恩来叔叔非常关心我。有一天，他郑重地对我说，你也慢慢长大了，应该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部队遭敌人袭击，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队伍集合过乌江后，我突然发现你爸爸不在身边，马上将部队调头回去寻找，却没有找到。你父亲在长征途中已经牺牲。
之前，我也曾听到父亲牺牲的传闻，但始终不愿相信。直到这时，我才确信早在1935年，父亲已不在人世。
（据《新民晚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