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证词:我眼中的秦朝(27)

 
帝国证词:我眼中的秦朝(27)
2016-09-11 01:49:21 /故事大全

[正文]东巡之路(2)

在具体介绍秦始皇的行程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明白。因为弄清楚这个问题,等同于我们手上掌握了一把钥匙,将有助于我们解开在往后的历史中,发生在秦二世身上的一些疑案,比如他为什么要抡起屠刀砍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又因何要大肆清洗先帝旧臣?

秦二世这些残暴到令人发指的举动,他是如何整出来的,是出于何种考虑,难道是疯了吗?

事实上,他没疯,却是由以下命题引发的并发症。

这个问题就是:秦始皇带领他的中枢机构现场办公去了,那留在咸阳的中央政府由谁来监管,总不可能处于无政府状态吧?

换言之,国庆长假,单位都要留人值班,中央政府岂可处于无政府状态,安排得力人员值守那是肯定的,古时称这种行为为“监国”。

问题是,由谁来监国最合适?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学界,关于秦国的王位继承制度,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正如百慕大,一直是科学界探索的奥秘一样。

总起来说,可以分为二大类七小目。

第一类是无规律说——逮着谁就是谁,包括“择勇猛者立”、“选择继承说”、“立王制”——类似于后世的立储。

另一类是有规律说,即按一定的程序操作。这里面可以分为四种:一为嫡长子继承制;二是“早期传子传弟、后期嫡长子继承”两阶段说;三是“早期传子传弟、后期亲子继承”说;四是“早期长子继承、中期传弟、后期嫡长子继承”三阶段说。

综合各方面的考虑,特别是在详细研读了近人的研究成果之后,我认为,下面的观点是成立的:

秦国的王位继承制是采取嫡长子继承的方式。

尽管在秦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存在变数,比如秦昭襄王即以弟弟的身份继承王位,但应该承认,嫡长子继承制一直是秦国王位继承的常规模式。

关于这其间的详细论证过程,感兴趣者可以参阅刘芮方的《秦国君位继承制度研究》,因行文关系,此不赘叙。

这样,问题就很明了了,此时,秦始皇的长子即是后来命运悲惨的扶苏。

由扶苏监国,名正言顺。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秦始皇给扶苏留了一个重要的帮手——御史大夫冯劫(他没有出现在出巡名单中,理当留守),管军事的太尉似也没去,相信是可以稳住阵脚的。

我们在后文将会看到,正由于扶苏有这样一个机会参与机要,了解到更多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内幕,这就为后来扶苏视自己的大好前程于不顾,出言逆忤父亲,从而遭致贬黜埋下了伏笔。

也正是由于扶苏的出外居边——在蒙恬帐下做监军,亦为帝国后来一连串的惨烈事变,乃至沧桑巨变遗下了祸根。

秦始皇是一着走错,满盘皆输。

解决了由谁来监国的问题,下面回到正题。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车驾浩浩荡荡地从咸阳出发,宽阔而气派的“咸阳-临淄”主干道,把这群神气的政府要员带到了荥阳(河南荥阳)。然后由荥阳北行,穿过河道交通网,到达邹峄山——也称峄山(在山东邹城)。

实事求是地讲,峄山不算雄伟,论其高不过是泰山三分之一稍强,也没有进入秦始皇钦定的天下十二名山之列。可是秦始皇却带领他的一班要员,不辞辛苦地登临了此山,并且第一次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刻碑勒石,来宣传帝国的伟大功业,这是为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地方——邹城市。

在1992年之前,邹城市不叫邹城市,它叫邹县,其最初的源头即是秦始皇设立的邹县。而在秦始皇设邹县之前,这个地方是战国时期一个古国的地盘,这个古国就叫邹国。

一提到邹国,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起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是的,他就是“亚圣”孟子,一个知识渊博的儒家学者,他的故乡就在邹县,也就是现在的邹城市。

孟子与之前出生在鲁国的孔子,合称孔孟,向来是齐鲁文化的代表,随着历史的演绎,后来亦成为儒家文化的巅峰标志。

应该承认,不管是秦帝国时期,还是在当下,这都是一个事实: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齐鲁文化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荣光,后世遂有以“海滨邹鲁”来代指文化底蕴之深厚者。

换言之,关于邹县,这是一个人文历史远比自然景观要深刻得多的地方。

行文至此,我们用脚后根就可以想明白秦始皇的用意了,他是希望通过对齐鲁文化的尊重来获得当地士人的支持。

换句话说,秦始皇意在拢络人心。

非常高明的一手。

此时,队伍中出现了一群新的面孔,而这些新面孔的出现,亦成为上述推论的最有力佐证。

这些新面孔就是齐鲁儒生。

文献记载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

这些来自当地的有名望的学者,集体参与了“颂秦德”的创作,并且是自愿的。

秦始皇显然先天悟得了宣传的巨大威力。

林彪曾说过一句话:笔杆子、枪杆子,夺取天下靠这两杆子。

看来秦始皇确实是狠抓了笔杆子,并且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虽然这很可能只是部分的民心收服。

东巡之路(3)

带着莫名的心情,秦始皇从峄山下来,车驾向北,抵达齐鲁的另一处圣地——泰山。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

这是一个问题,但在这一次,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齐鲁文化。

前文已述,在春秋战国之世,齐鲁是另一文化中心,由于他们游历不广,眼界不宽,遂把泰山看作是全世界最高的山,设想人世间最高的帝王应当到最高的山头去祭祀天上最高的神,以表示他们的君临天下是直接受命于云彩——君权神授,而非人力所能为,更别妄想武装夺取。

于是,他们就把这侯国之望(古代命国中的大山川为“望”,也命山川之祭为“望”)扩大为帝国之望,定其祭名为“封禅”:封是泰山上的祭,禅是泰山下小山的祭。

这就是历史上影响极广的封禅说的由来。

这些人又吹嘘说:自古以来七十二代之君,当他们得到天下之后,没有一个不到泰山去封禅的。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有所谓的七十二君到过泰山顶上。而真正践行这一学说的,却是秦始皇。

但这并不意味着秦始皇就认可泰山是天下最高山,实际上,秦始皇的眼境要比上述齐鲁人开阔得多。后来经过游历,秦始皇就钦定天下名山十二座,泰山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而秦始皇之所以无条件接受这一学说,要封禅泰山,原因很简单,他需要泰山顶上那只看不见的手——神秘的超自然力,来帮他统治偌大的帝国。

于是,秦始皇就带着齐鲁七十多位儒生,到达泰山脚下。

当前,他们需要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封禅虽为旧章,究竟没有事实的根据,具体该怎么操作,谁也不清楚。

“那就把它议清楚。”

这是秦始皇交给儒生的任务。

不幸的是,这些经过战国之波荡改造过来的儒生,真正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平日里自视甚高,临到办事的时候,他们的致命弱点就充分暴露了出来:

七十多人可以有七十多种意见,就是没有统一的意见。

有唱高调的,有唱低调的,就是没有唱实调的。

先说唱低调的:只须极简单的礼节,扫地而祭就行了。

而唱高调的着实高:祭天是体现皇帝的厚生之德,得用蒲草包了所有进山的车轮,免得伤了草木性命。

看着儒生们面红耳赤,差点打起来,秦始皇很是头疼。

真是啰嗦,这是秦始皇的想法。

真是没用,这是秦始皇的结论。

秦始皇是一个做事干脆的人。

草木都不能动?那么好吧,秦始皇将这些斗得跟乌眼鸡一样的没用的儒生全部拆退,直接命令侍卫从泰山南麓开山凿道,直达泰山之巅。

事实证明,秦始皇初始对儒生并不抱成见,相反,倒是想倾心交结的。事与愿违的是,这些儒生的笨拙表现,让秦始皇大感失望。

话说秦始皇亲到泰山顶上去行封礼--祭礼上帝,返程走到半路上的时候,突遇变天,一行人遇到了大风雨,只得躲到一棵大树下避雨。

这下可乐坏了那帮眼高手低的儒生,他们即不得亲与封禅大典,而自身又想慕得很,不免心生怨恨。这就如后来的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以不能侧身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典而引为憾事一样。

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干了一件十足危险的蠢事,这件事件的危险系数足以招来杀身之祸。

他们竟相幸灾乐祸地讥笑秦始皇这是犯了天怒。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秦亡之后,这帮儒生竟然还在拼命造谣,拼命泄愤,说什么秦始皇之所以暴死是被大风雨击坏的结果。甚至于造谣说,秦始皇根本就没有到过泰山顶上,只到半路就退下来了。

由此来看,秦始皇之所以恶名难拂,看来这些儒生造谣生事之“功”不可没。而儒生后来所以遭致那样的境地,看来也是自作自受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儒生就群体失智,我只是认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一次,秦始皇没有动怒。

但并不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动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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